\u001f���\u0013�湖南是培育各種人才的搖籃。
通過前麵的敘述，我們已經看到，湖南人在和平年代的生活，是耕田與讀書。湖南人熱愛桑梓，湖南人又喜歡讀書。這是一個奇怪的矛盾。他們一方麵耕耘著桑梓的土地，一方麵關心著桑梓以外的世界。因此，他們身在家鄉而總是關注著書本傳播的信息，吃著家鄉的飯而疏忽了對家鄉的建設。一旦有機會，他們就會離鄉背井，去追尋書中展示的那片更加廣闊的天地。
到了當代的太平盛世，湖南的耕讀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向商讀文化、工讀文化的延伸。許多湖南人一邊經商一邊讀書，很想獲得一個儒商的雅號。還有更多的湖南人一邊打工一邊讀書，筆者姑且生造一個名詞，稱之為“儒工”。
現在的“讀書”，更多是新聞消費、信息消費和文化消遣。和真正讀書的人相比，看報、看雜誌、看電視的人猛增。不過耕讀文化的本質沒有改變。湖南人照樣是做著手頭上的事情，心裏卻牽掛著世界上發生的那些與自己似乎絲毫扯不上邊的事情，比如沙龍正在動第幾次手術，南非有人在溫泉裏放入小魚給人護膚，美國人為豬舉辦運動會等等。當湖南人聚在一起的時候，彼此永遠別想告訴對方什麼新聞，因為一旦你想報出一條新聞，百分之百是對方已經知道了的舊聞。但是，他們仍然會對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各抒己見，通常會因見解不同而爭得麵紅耳赤。由此可見，湖南人的心思，終究還是沒有放在本土，他們好高騖遠，一有機會，他們還是會跑出去闖世界，尋求機遇，實現自己的抱負。
湖南人是非常樂意把子女送到國外去留學的。隻要子女提出出國深造的要求，父母和親戚就是砸鍋賣鐵，也要湊足資金把他們送出去。長沙沒有一家外國領事館，辦出國簽證格外麻煩，要跑到北邊的武漢或北京，或者是南邊的廣州。可是，湖南人不厭其煩，不惜耗費精力和時間。於是，長沙的出國留學中介機構生意繁忙。
湖南人前輩中的人才，都不是貪戀故土的人。俗話說：人挪活，樹挪死。如果家鄉暫時不能為你提供成材的條件，那麼死守在家鄉就是難有出息的，隨著歲月的流逝，成材的希望便會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俗話又說：大丈夫誌在四方。這本書中提到的許多湖南籍中國名人，都有過離鄉背井的經曆，有的還走出過國門。曾國藩走出了湘鄉的荷葉塘，左宗棠告別了湘陰的柳莊，譚嗣同從瀏陽奔赴京城英勇就義，陳天華葬身在日本的海域，黃興戰鬥在兩廣和湖北的武昌，蔡鍔先在北京遭遇小鳳仙然後在雲南起兵討伐袁世凱，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與賀龍等人南征北戰，然後入主新中國的首都。齊白石沒有沉迷於詩情畫意的湘潭山水，沈從文也隻能在異鄉眷念他那民風淳樸的鳳凰。或許，隻有王夫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外。
同樣，外省人來到湖南，也大有成材的希望。屈原和賈誼被放逐到湖南，以他們絕代的才華，為湖南帶來很大的榮耀。他們雖然都屈死在這塊接納和包容了他們的失意的土地上，但他們的才華和名聲卻沒有被埋沒。這些例子都說明，人才在本質上就是趨向於流動的，他們需要四處闖蕩，開闊視野，增長見識，尋求機遇，施展抱負。人才的流動和交流，的確是有利於人才脫穎而出。
近一百多年來，湖南曾湧現出了眾多中國著名的曆史人物，他們都沒有留在故土從事本省的建設。他們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整個民族。周興旺先生把湖南稱為中國的“人才首都”，雖然很令湖南人振奮，但細想之下，覺得未免有些牽強。湖南盛產人才，但總是把他們一個個輸送出去。對湖南比較中肯的定位，應該是“人才的搖籃”。這種定位同樣令湖南人振奮，作為人才的母親，湖南不僅對人才有養育之恩，而且具有教育家的智慧和為人師表的風範。
人才的首都，是群英薈萃的地方，而不必是盛產人才的地方。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才的首都，應該是在延安。新中國成立後，人才的首都理所當然是北京。湖南的大人才們，都在京城施展各自的才幹，而湖南繼續在充當人才搖籃的角色。
我們無法否認一個事實，在中國的曆史上，人才中心往往是隨著政治首都而變遷。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人才輩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山東、河南、山西、河北這些黃河中下遊的省份湧現了大量的名人。在後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那些地方仍舊是人才的發源地。到了中古時期，自宋代以後，人才的產地漸漸南移，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四川等省份各領風騷。近代史上，湖廣及東南沿海省份的人才異軍突起，而湖南猶如火山爆發，人才噴湧，滾滾席卷。
西方的曆史表明，文化中心、人才中心在不斷地流變，從古希臘的繁榮到羅馬的強盛，從意大利的文藝複興到法國的崛起，從荷蘭、英國的殖民擴張到德國的勃興，直到今天美國首屈一指的富強。
我們同樣無法否認另一個事實：在曆史上，湖南從來不是人才會聚的地方。作為人才的搖籃，作為湖湘文化的發源地，湖南吸引了不少文人騷客的目光，使他們油然而生遊覽、觀賞和吟誦的雅興。但是，除了在戰爭中敗退到這裏的部落首領和被朝廷貶謫到這裏的官員，很少有外麵的人才願意在這裏定居。相反，倒是湖南的人才紛紛離開故土，遊學異國他鄉，馳騁萬裏疆場，然後在和平的歲月裏，繼續活躍在遠離故土的地方。
湖南人正是以用自己的才幹服務於國家和民族而著稱，如果外省的人才薈萃湖南，而湖南本省的人才也滯留於本土，那就談不上湖南人為國家做貢獻，而是外省人在為湖南奉獻才智和力量了。
這裏還想說的是，湖南曆來留不住本省的人才，並不是說湖南容不下人才，而是湖南的人才有一些客觀的原因要向外流動。其一是人才本身注定是要流動的。他們需要離開本土，到外麵去闖蕩，開闊視野，增長見識，尋求機遇，施展抱負。其二是人才太多的地方，競爭過於激烈，難以出人頭地，甚至找不到表演的舞台。其三是湖南人個性很強，本省的人才擠在一起，會互不買賬，為了減少內耗，增加建功立業的機會，便有許多人選擇了離開故鄉。因此，湖南人常有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現象。還有一種說法是，湖南人在省內是一條蟲，到了外省就變成一條龍。
舉個例子。湖南全省各地大辦武館和武術學校，培養了大批的保安人才，如果他們都留在湖南，就會人滿為患，湖南的每一個保安職位，就會有上百人來競爭了。因此，湖南把大批的保安人才輸送到廣東和海南，以及其他省份，於是在許多地方到處都活躍著湖南籍保安的身影。筆者有一次開著一輛掛著湖南沅江牌照的小車去廣東，一天之內有三次奇遇。第一次是在佛山，在一個地下停車場停車時，保安拒收停車費，問他為什麼，才知道因為他是沅江人，見到家鄉的車感覺很親切，要照顧一下老鄉。第二次是在從廣州去深圳的路上，一輛警車在我後麵鳴著警笛超車，車上的警察朝我指指點點，我以為是自己犯了規，頗為緊張，後來才聽見他們在喊：“老鄉！”第三次是停在深圳一個住宅區內的時候，我正在擦擋風玻璃，一名穿著保安製服的小夥子圍著我的車子轉悠，我正在納悶，他忽然紅著臉問我：“你是沅江人？”我說：“我是長沙人。”他說：“不好意思，我還以為是老鄉。”
湖南留不住本省的人才，也沒有必要把本省的人才強留下來。湖南人沒有貪戀故土的觀念，也沒有力爭讓自己的家鄉成為國內率先富裕起來的省份。一代又一代湖南人，跑到全國各地從事各種事業，有的是為了個人的前途，有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但是，當他們功成名就的時候，他們不會像項羽那樣大搞“衣錦還鄉”，也不會像愛新覺羅的後代，把自己的老家弄成“奉天特區”。
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在攻打下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以後，押著大船把銀子和財寶運回湖南。他回到老家，看到堂屋裏堆的銀子和穀倉裏的穀子一樣多，他便犯愁了。銀子多了，怎麼保管呢？想來想去，金銀珠寶不能吃不能穿，銀票埋在地下還怕發黴，不如用來蓋房子吧。他決心把故居建設得富麗堂皇。
曾紀澤企圖阻止叔叔大興土木，拿出父親過去寫給叔叔的家信。
曾國荃笑道：“你父親信中是說怕府第在亂世難免被毀，如今太平軍已被我大清蕩平，天下即將太平，已不是江西那時的情況了。”
曾紀澤認為叔叔說得有理，於是叔侄倆把荷葉塘老家改建成相府所在地，同時改造了曾國藩出生的屋子黃金堂。
曾國藩並不知道這事。後來他回家看到改造後的屋宅，覺得過於招搖，非常生氣，令人把府前“毅勇侯第”的橫匾摘除，並表示他一輩子也不入住。他對兄弟子女說：“天下多難，此等榮華均未必可靠！”
後來，曾國藩兄弟和曾氏後人紛紛移居大中城市，荷葉塘的屋宅，終於成為一個古跡，如今已經破敗。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和平建設時期，主持全國政局的湖南籍領袖們，沒有讓家鄉人享有任何特權。他們沒有把自己的老家搞成工業基地，也沒有把許多國家的重點建設項目放在湖南上馬。
湖南人默默支持全國的工業戰線，自覺地把湖南建成一個後勤基地，為外省提供人類生存所必須的糧食。幾十年來，湖南一直是全國的稻米、油菜、苧麻的最大生產基地，擔當著中國“糧庫”的角色。
湖湘子弟遍布全國，湖南成為人才輸出大省。同時，湖南扛起了與自己經濟實力並不十分相稱的財稅上交任務。在分稅製沒有實行之前，湖南的納稅額在全國是排得上名次的。
湖南作為偉人故裏，發展速度並沒有走在全國前列。直到今天，湖南革命老區的經濟文化狀況，依然令人為之歎息。
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湖南人樂於發揚這樣的精神。即使在湖南的經濟發展已經顯得吃力的時候，湖南人依然保持著充分的樂觀，表現出淳樸的憨厚。
在某些地方熱衷於到北京“跑部錢進”的時候，湖南人仍舊保持著不靠裙帶、不靠關係的傳統。毛澤東是不讚成“苟富貴，不相忘”的。重鄉誼可以，但他絕少念鄉情而提攜誰。毛澤東反對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他在1942年所寫的《整頓黨的作風》中明確地闡述了他的看法。他從湘贛根據地、湘鄂根據地和湘鄂贛根據地帶出去了一大批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幹部，到了陝北以後，大力提拔北方幹部。解放戰爭中，隨著大軍南下，留在南方的北方幹部人數眾多。毛澤東曾對西南的領導幹部說：“看《三國演義》，不但要看戰爭，看外交，更要看組織。北方人劉備、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組織了一個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幹部一起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根據地。”
中國目前需要縮小或消除三大差別：城鄉差別，東西差別，人均差別。不幸的是，湖南的三個差別都很顯著：湖南農村占地廣闊，城市化水平低；湖南與東部發達地區差距很大，與西部欠發達省份有些接近；湖南人均收入水平令人汗顏。農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相比是個什麼樣子，不說大家也知道。
曾幾何時，湖南南部的鄉民，總是議論粵北人日子過得多麼苦，逢年過節，會到湖南這邊的親戚家打個牙祭，臨走還捎帶上臘肉米糧。
現在，數以百萬計的湖湘子弟南下廣東打工謀生，學習現代化建設的經驗，湖南人與南邊的這位高鄰過去是生死之交，現在又是現代化建設的同盟軍。
率先對外開放的廣東，給了湖南人新的機遇。湖南的人才群在擴大，湖南有更多的人才離開鄉土，到外麵廣闊的天地去鍛煉才幹，施展才華。
湖南人有很多困難，但是湖南人都有勇氣克服這些困難。
要說勇氣，有什麼比在閉關鎖國、視西方先進科技為“奇技淫巧”的時代喊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更需要勇氣？
要說膽量，有什麼比拋掉頭顱以堅持真理更需要膽量？
要說困難，有什麼事比二萬五千裏長征更難？
湖南人的字典裏難免“困難”二字，但還有更多藐視困難、排除萬難的字眼。
湖南人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品牌，湖南的人才正在自覺地成長。
湖南人在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狠抓教育，從事科學研究，發展科技產業。他們知道，湖南人的立身之本就是人才。
人才的基礎在於教育。湖南近代人才群落的崛起，固然是風雲際會，但教育使湖南人做好了準備，才能抓住機遇。
近代湖南的教育史，說明了湖南人才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嶽麓書院的千年講壇，在湖南形成了讀書育人的風氣，開創了實事求是、與時俱近的學風，造就了陶澍、王夫之、魏源、曾國藩這樣一批頂尖級的人才。
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集團的崛起，喚醒了湖南人追求功名的野心和尚武的傳統，為維新運動開了先河。
維新運動中湖南學會風起，南學會指點江山，時務學堂激揚文字，開創了湖南新學之風。
到20世紀初，湖南的教育水平已經領先全國。1902年，長沙設立省城大學堂，全省各地相繼設立中小學堂。第二年，湖南在全國率先推行六至十四歲兒童的“強製教育”，明德、周南、雅禮等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陸續開辦。
1906年，長沙設立了中國最早的省級圖書館——湖南圖書館。到1907年，湖南全省已經擁有七百多所各類新學校，數萬名學生在校讀書，不少學校興起了外語教學。
與此同時，湖南開始了中國近代以來最大規模的留學風潮。數以千計的湖南青年東渡日本，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章士釗為代表的辛亥革命元勳集團由此誕生。
到辛亥革命時期，湖南已經成為中國內地西化程度最強的省份之一，教育質量聞名全國。在一代名師楊昌濟和長沙教育大王徐特立的倡導下，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學生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成立了新民學會，這個學會是五四運動的中堅組織之一。
1920年，湖南文化書社開業，大量新思想湧入湖南。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幹，在新教育、新思想的熏陶下，開始凝聚。
湖南人才終於邁入了鼎盛時代。
湖南人才的鼎盛，在新時期有利於人才成長的條件下，繼續延續下來。湖南作為人才搖籃，繼續在為國家培育有用之材。湖南人要為湖南的振興造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造橋。湖南人為此感到榮幸。
在今天的經濟建設中，湖南人願意鞠躬盡瘁，做中華民族的馬前卒！
人才是湖南的第一品牌。
人才是湖南最大的品牌，也是湖南的核心競爭力。樹立強烈的人才品牌意識，能使湖南人認識自身價值，構建做人的尊嚴，懂得如何揚長避短，找到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這種品牌意識，也是湖南人自立於中華民族之林的本錢。
湖南在近代湧現的人才，曾在清朝末年用武力暫時保住了搖搖欲墜的腐朽皇朝，在戊戌變法中為了喚醒國民而付出了頭顱，接著在辛亥革命中與孫中山合作推翻了帝製，捍衛了共和，在北伐中打敗了軍閥，在抗日戰爭中英勇地抗擊侵華日軍，通過解放戰爭帶領全國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國。要幹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業，他們不可能窩在湖南一地。他們的主體是一批軍事家、戰略家、政治家和革命家，直接作用於曆史進程和社會發展，對國家對民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湖南人在其他領域沒有建樹或建樹很少。其他領域的湖南人才，也是十分繁盛，隻是在影響上無法與上述人才相比而已。
在和平建設的年代，缺乏軍事家、戰略家和革命家產生的土壤，湖南的人才繼續在其他的領域湧現。中國科學院的院士中，湖南院士共有一百零四名，其中湘籍院士八十二名，其中長沙籍和曾在長沙就學的有五十二名，在長沙工作的院士目前還有二十二名。改革開放以來，文學湘軍、出版湘軍、電視湘軍、體育湘軍相繼崛起，正是人才噴湧的標誌。文學界出了古華、韓少功、何立偉、唐浩明、王躍文等一批奇才，出版界出了鍾書河、朱正等一批著名的學者，廣播電視界走出了一條星光大道，體育界在奧運會上為中國贏得了許多金牌。
這些領域裏的湖南人，服務於湖南的文化出版廣播電視體育事業，同時也在向外省流動，為外省的事業貢獻智慧和力量。例如海南省的文聯主席是韓少功，作協主席則是湖南籍的女作家蔣子丹。一方水土養育一方的文人墨客，海南省不乏本土優秀的文學藝術家，湖南
人若非有真才實學，怎能坐上外省文聯和作協主席的位子上？
再如筆者比較熟悉的出版界，廣東省至少有兩家出版社的社長是湖南人。湖南人肖建國先生現任花城出版社社長，另一位湖南人毛士屏任廣東經濟出版社社長，他是毛澤東五服之內的親戚。另有兩位湖南人劉美賢先生和曾大力先生，分別在廣州出版社和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任總編輯。還有不少湖南人，如李一安先生和丁放鳴女士等，服務於廣東的各家出版社，包括深圳的海天出版社和珠海出版社。年屆
七旬的湖南籍編審、著名圖書策劃家郭鍔權先生，如今仍在廣東經濟出版社擔負選題策劃工作。
湖南社會上盛行尊重人才的風氣，對於那些沒有才幹的人，哪怕身居高位，湖南人也會看不起。梁啟超曾經感歎湖湘之地到處是人傑，老翁小孩都通曉政事。湖南人在社會上有了地位，如果不懂經世致用之道，是會被人恥笑的。
曾國藩與左宗棠之間有一段故事，流傳很廣，說的是兩個人互相攀比才幹。
曾國藩在京城做了侍郎之後，一年冬天回到湖南，在長沙盤桓幾天。昔日嶽麓書院的同學們自然要輪流做東，請他吃飯。一次宴請，在座的有左宗棠、郭嵩燾和江忠源等人。左宗棠是個屢試不中的書生，平日裏最怕別人點到自己的這個痛處，和曾國藩坐在一起，眼看著他隻比自己大一歲，看上去木木訥訥，才華顯然不如自己，卻已經做了好幾年京官了，而自己年近四十還什麼都不是，心裏自然不是滋味。
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更是湖南人的脾氣。幾個湖南的讀書人聚在一起，飯桌上談到的自然是國家大事。這時候，左宗棠為了表現真才實學，話就多了。他博聞強記，議論時引經據典，觀點標新立異，又能自圓其說。他滔滔不絕地講話，成了聚會的中心人物，身為侍郎的曾國藩隻有聽的份兒，心中不快。左宗棠一介布衣，湘陰的一個農家子弟，竟然喧賓奪主，狂放不羈，曾國藩有心把他調侃一番。他趁著酒興出對聯，把上聯念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