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子字季高，仕不在朝，隱不在山，與人意見輒相左。
此聯中嵌著“左季高”三個字，自然是挖苦左宗棠。
左宗棠一聽，窘得滿麵通紅，心裏酸酸的。自尊心使他決定回敬曾國藩的冷嘲熱諷。他想：“老子不在官場，無求於你，管你侍郎不侍郎，怕你個屁！”他略一思索，念出更加刻薄的下聯：
藩臣當衛國，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問你經濟有何曾？
此聯中嵌著“曾國藩”三字。曾國藩知道他是報複自己，但不便發作，便轉移話題搪塞過去了。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曾國藩還是一介書生，沒有創建湘軍，自然也沒有打過仗。但他後來指揮湘軍與太平軍對陣，幾次被太平軍殺得跳水自盡，倒是真應了左宗棠的那副下聯。在困難的時候，他確實戰不能進，退不能守，好像左宗棠早就預測了他的前程。
曾國藩與左宗棠不和，世人皆知。除了互相嘲諷，他們之間沒有私人恩怨，都是為了對國事意見不同而鬧矛盾。準確地說，他們之間沒有怨恨，彼此倒是有過一些恩情。曾國藩兵敗靖港時，湖南官場沒人理睬他，倒是左宗棠這個沒有官職的布衣去看望了他。後來當朝廷聽信讒言要將左宗棠抓住就地正法時，曾國藩向皇帝保奏，救了左宗棠一命。盡管如此，他們仍不免為了國事而爭執，以至於互不理睬。
但是，湖南人畢竟尊重人才，曾國藩和左宗棠在心裏還是互相佩服的。他們到了老年，嫌隙便已冰釋。他們和解的契機是曾國藩推薦給左宗棠的將領劉鬆山在西北戰死，左宗棠給曾國藩寫信，請他為劉鬆山在湘鄉的墓地寫一篇文意俱佳的文章。左宗棠說，劉鬆山本來就是曾國藩推薦給他的，他對這個人隻有使役的交情，而沒有賞識提拔的舊恩，他沒有資格為死者寫墓誌銘，隻有曾國藩才能安慰忠魂。
在這封信中，左宗棠破天荒地稱讚了曾國藩識人的眼光和對國家的忠心。他還說，他和曾國藩八年不通音信，引得世人多有議論。但那些人並不明白，君子之間發生爭執，都是為了國家大事，無關私情的厚薄。他喜歡意氣用事，也難怪世人妄猜臆測。劉鬆山去世了，他深感慚愧。兩人已過花甲之年，來日無多，仍然如小孩般意氣用事，會讓後輩笑話。往事如過眼煙雲，何必追究誰對誰錯？隻有互相勉勵，自珍自愛。他送給曾國藩一副對聯，總括了兩人之間三十多年的交往：
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曾國藩讀了這封信，大為感動：這個目空一切的左帥，終於主動道歉了！這副對聯，否定了當年他送給我的那個下聯。哈哈！八年堅冰，現已融化。同是湖南人，為什麼要窩裏鬥呢？讓別人看笑話嘛！人抬人，無價之寶；人踩人，寸步難行。
曾國藩對手下人說：“當今海內頭號人物，就是西北的左季高。他喜歡別人恭維，偏激自負。但他有雄才大略，用兵打仗是第一好手，待人耿直，廉潔自守，不失為一位良友和清官。”
有人問曾國藩：“先生之後當是誰主中流？”曾國藩答道：“當然是西北左季高與京城的李少荃！”
左宗棠送給曾國藩的那副對聯，不久後成了他送給曾國藩的挽聯，堪慰這位湘軍的創始人於九泉之下。
這段故事，說明湖南人把自己和別人的才幹，看得十分重要。左宗棠還沒有功名時，就自詡“文章西漢兩司馬，經世南陽一臥龍”，以懂經濟而傲立於世。他年屆四十科舉不中，隱居湘陰，自號“湘上農人”。那時他的前景似乎並不樂觀，但他仍然好學不止，日夜與夫人繪製地圖，樂此不疲，日後出將入相駕輕就熟。
湖南人雖然看重人才，長期以來卻沒有打出人才的品牌。主要的原因恐怕有三條。一是湖南人缺乏集體的驕傲意識，在外省人麵前表現出謙謙君子的風度，不好意思自誇家鄉是人才的淵藪；或者是湖南人就個體而言自視頗高，不肯承認自己的鄰居或同鄉也是人才；或者是湖南人太忙碌，沒有積極地研究本省的人才現象，倒是外省人對湖南的人才輩出發出由衷的讚歎。二是因為湖南人才濟濟，每個湖南人在沒有離開本土之前，都是在充滿血性的人堆裏打滾，四周強手如林，個個恃才傲物，因此無法通過對比來找到別人與自己的反差，而無法自覺具有人才的品質，反而總是覺得自己很平庸。三是因為自古以來強調湖南人才品牌的都是一些大學者，自宋代的朱熹到現代的錢鍾書，通過考證和研究，指出湖南是人才之鄉，探討湖南人才輩出的根源。而在這個圈子之外的人，似乎很少涉足這個領域的探討。
近年以來，湖南人突出人才品牌的意識有所增強，主要還是一些湖南的學者撰寫著作來闡明湖南人才輩出的現象。但整體看來，直到目前為止，湖南人的人才品牌意識，還處在比較弱的階段。
許多湖南人並不知道本省出過多少人才，因此也不明白自己具有人才的潛質。湖南農村的女孩，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和父母重男輕女，普遍中途輟學，讀書不多。如果你問一個雙峰的鄉下女孩，她的家鄉出過什麼大人物，她會告訴你她知道有個曾國藩。如果你向一位瀏陽的鄉下女孩提出同樣的問題，她也許能迅速地說出譚嗣同的名字。如果你問一位湘陰的鄉下女孩知不知道左宗棠，她也許會說當然知道。但是，你幾乎可以肯定，瀏陽女孩不會知道曾國藩和左宗棠是何方神聖，雙峰女孩從來沒有聽說過左宗棠和譚嗣同，而湘陰女孩則搞不懂曾國藩和譚嗣同與她有什麼關係。
我們不能責怪這些農村女孩讀書太少，她們實在是有自己的委屈和困難。我們應該責怪自己，沒有為推廣和普及人文曆史教育采取更多的手段，因為讀書並不是可以使湖南人了解本省的前輩英豪與當代英雄的唯一途徑。
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我們是怎樣疏忽了宣揚湖南人應該引以為驕傲的前輩。長沙是湖南的省會，是最適合通過道路、橋梁、建築與各種公共設施的命名來向外省人和本省群眾宣傳人文曆史的地方。但是，長沙做到了這一點的地方屈指可數。以湖南名人命名的街道隻有兩條，一條是黃興路，另一條是蔡鍔路，黃興和蔡鍔的塑像，還是近年來才分別出現在這兩條街道的起點。以廣東人命名的街道倒是有一條，那就是中山路。至於建築和設施，以湖南名人命名的隻有賀龍體育館與田漢大劇院，也是近年來才出現的。而在湘江邊上，倒是新修了一個江濱公園，是以湖北人杜甫來命名的。
長沙境內有一條雷鋒大道，但不在長沙城內，而在外省人和湖南各地人都很少去的地方。我們為什麼不能在市區內也命名一條雷鋒路，或者一個雷鋒廣場？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田漢大劇院，為什麼不能再有一個黎錦暉音樂廳？為什麼湖南省新華書店的湖南圖書城，不能叫做船山書城？為什麼長沙市新華書店的袁家嶺門市部，不能叫做從文書廈？我們有弘道、萬卷、新文化、智源這樣優秀的民營書店，為什麼沒有一家蕭三書社或丁玲書局呢？
為什麼我們有湖南畫苑，卻沒有白石畫廊？為什麼我少年時見過的船山學社銷聲匿跡了，而它的舊址上隻有一家少兒圖書館？
長沙很有幾處以天華來命名的賓館、寫字樓和居住區。我們當然也可以把另一家賓館命名為“天華賓館”，在門口立一尊陳天華的塑像，在牆上的一塊銅牌上寫一個說明：“本賓館的命名是為了紀念湖南的傑出人物陳天華，他於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投海，希望以自己的死來喚醒沉睡的國人。”
長沙有一所毛澤東文學院，當然也可以有魏源涉外學院、沈從文服裝學院或者楊樹達中文學院。長沙師範也可以叫做徐特立師範學院。
長沙有各種名目的高尚住宅區，“左岸春天”很大氣，“名都花園”很氣派，“陽光100”很燦爛，四季美景很誘人，可是，怎麼就沒有人設想一下“船山雅居”和“從文苑景”會給居民們帶來怎樣豪邁的人文感受？
長沙有各種以“帝”字為名號來顯示帝王尊貴的酒店和娛樂城，如“帝豪”，如“金帝”，也有一個神農大酒店，但為什麼就沒有炎帝大廈、舜帝廣場，用雕塑和文字來經常反複地告訴人們一個遠古的事實：中華民族的兩位先祖曾在湖南活動，並且葬身在這個省份，而他們是值得湖南人永遠祭奠的？
長沙頗有幾座公園，隻有一座烈士公園從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人文背景。嶽麓公園可以因嶽麓書院而引起人們的人文聯想。但是，曉園公園、望月公園和南郊公園，似乎就和湖南的人物扯不上邊了。如果我們有一座開慧公園，再有一座嗣同公園或唐才常公園，其中分別做一些有關烈士的主題，人們對湖南名人耳濡目染的機會就大了很多。
長沙有許多按序數命名的中學，如果要對孩子們進行人文曆史教育，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用湖南名人響當當的名字給學校命名。粟裕、肖勁光、黃克誠、許光達、陳賡、譚震林等等，中國人民解放軍六位湖南籍大將和二十八位湖南籍上將的名字，用來為教育機構命名，會使湖南人的後代備感驕傲。
王夫之在清代就主張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並且為商人說過許多讚美的話，要求商人成為社會和國家的中堅力量，為什麼在長沙林立的商廈中，就沒有一幢“船山大廈”呢？
湖南的曆史名人大都在長沙有過寓所。如果能恢複他們的住所原貌，固然更好，如果辦不到，至少可以在原址刻上一塊標牌，如“譚延闓公館舊址”、“程潛公館舊址”、“唐生智公館舊址”，然後在下麵簡略地刻上各人的生平，這座城市裏的人文氣氛就會濃烈得多了。
長沙的大道，除了五一大道和芙蓉大道以外，近年來又新增了長沙大道和瀟湘大道，如果有一條毛澤東大道和劉少奇大道，長沙的氣勢會更加恢弘。
長沙廣場本來不多，隻有五一廣場、東塘廣場、勞動廣場，如果能有一座彭德懷廣場和一座羅榮桓廣場，城市的格局在感覺上就會更加雄偉。
湖南值得人們記住的名字和值得人們紀念的人物太多了。
如果湖南人都能記住這些名字，那麼很快就會有更多湖南人的名字進入名人的行列。這些名字會點燃湖南人心中的豪情，向他大聲呼喊：你也是一個人才！
知識經濟和人才經濟是湖南人的福音。
在經濟建設的浪潮中，一些湖南的有識之士，一些湖南的血性兒女，深感湖南滯後了，憂患意識油然而生。他們把湖南未能在經濟上崛起的原因，歸結為湖南人才的沉寂，和湖南人意誌的消沉。他們哀歎，湖南人的血性到哪裏去了？湖南人自強不息的精神怎麼不見了？在戰爭歲月和革命年代那麼勇猛頑強的湖南人，在經濟建設中為什麼霸不得蠻了？他們想寫一本書來喚起湖南人的自尊，他們想喊幾句口號來振聾發聵。他們認為本省的同胞貪圖享樂，流於浮躁。他們巴不得長沙的酒吧間、夜總會、歌舞廳、洗腳城少一些，再少一些，電視台的娛樂節目也要適可而止，茶樓酒肆最好門可羅雀，這樣一來，湖南人除了一心一意去搞建設，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於招商引資，蓋高樓，跑運輸，搞加工，做生意，就可以心無旁騖了。
應該說，這些有識之士的擔憂是有充足理由的。的確，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為什麼湖南人不能多花一點精力，把本省的經濟搞上去？“過去不是沿海，現在不是東西。”難道湖南人甘於用這種無奈的自嘲來調侃自己？
於是，有許多湖南的人才，許多飽學之士，自發地要做地方政府的智囊，在苦思冥想振興湖南經濟的大計。他們所做的努力，實在是值得欽佩的。每一個湖南人，都應該感謝他們的嘔心瀝血。湖南人是有血性的，要強的，愛麵子的，是想在競賽中永遠領先於別人的，這樣的人可親可敬，是湖南人可以引以為榮的珍寶。
可是，這些人的擔憂，起源於一種誤解。他們忘記了，經濟建設這件事，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是性不得急，霸不得蠻的。經濟的繁榮，要有一個原始積累的階段，要經曆一個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就像湖南的人才現象一樣，厚積才能薄發。其實，大多數湖南人都為本省經濟建設的落後而焦躁，但他們懂得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所以他們壓抑著心中的煩惱，冷靜地、穩健地、孜孜不倦地積蓄著為經濟振興所必須的力量，在以水滴石穿、十年磨一劍的韌性和耐力期待著繁榮奇跡的發生。這裏麵，同樣蘊涵著湖南人的血性和霸蠻。
我們本省的同胞，並沒有因為娛樂業的興起而消磨了鬥誌。其實我們真應該感謝那些為湖南的娛樂業做出了貢獻的投資者和策劃家。他們把湖南的娛樂業從無到有培育到在全國享有盛譽，不知付出了多少艱辛和智慧，經曆過多少挫折和失敗。娛樂業的背後遠非人們想象的那樣彌漫著輕浮和放縱，它和任何商業一樣需要天才的創意、精細的管理和勤勉的操作。娛樂業帶給消費者的決不全是浮躁和享樂，它也能帶給人們一片陽光，為人們排解憂煩，令人精神飽滿，鬥誌昂揚。
如果我們能夠正常地思維，把娛樂業當作一種真正的商業，一種正當的生財之道，一種常規的經濟行為，那麼，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為湖南的娛樂業鬧得如此歡騰而感到絲毫的擔憂。
正是從經濟振興的角度而言，湖南電視台火爆的娛樂節目不是多了，而是還不夠。要知道，一檔節目火爆起來，蘊涵著多麼大的商機！它能吸引全國上千萬、上億的眼球，帶來眼球經濟的奇跡。它能把大筆的廣告費，從外省的企業吸引到湖南人的錢包裏。它能把湖南的人才品牌，推向另一個高峰。當然，它也能為湖南解決許多就業問題。
同樣是從經濟振興的角度而言，長沙的酒吧間、夜總會、歌舞廳、洗腳城有充分的理由大量存在，茶樓酒肆的生意越紅越好。它們的好處是刺激了消費，繁榮了市麵，而且容納了從湖南各地湧到省會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成為他們謀生闖世界的第一站。他們把在這裏賺到的工錢，留下一部分養活自己，其餘的都寄回去支助弟妹繼續念書，或供父母爺爺奶奶治病療傷。這些娛樂休閑場所，助他們實現了人生中第一份經濟上的願望。僅僅是為了關心弱勢人群，僅僅是為了讓這些人實踐正常的倫理，我們也不應該把娛樂業的興旺稱為畸形的繁榮。
有人擔心長沙成為一個娛樂文化的中心，會破壞湖湘文化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的傳統。我想，如果長沙能夠成為中國的好萊塢，湖南的經濟發展就找到了一種行之有效的模式，這種模式可以稱為文娛先導，湖南的經濟騰飛就有了很大的希望。經濟繁榮會使愛國主義空前高漲。好萊塢擁有的不止是美女和金錢，不止是物欲橫流，還有一夜成名的夢想，還有冒險和刺激，還有人性和天良。愛國主義沒有任何理由不能與娛樂共存，美國人的愛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好萊塢得到了弘揚。問題在於，長沙成為中國的好萊塢，還隻是一個美好的藍圖，還需要克服重重困難，需要全體湖南人的不懈努力，把握機遇，迎難而上。到了實現藍圖的那一天，方顯湖南人的英雄本色。
在人才和發展的問題上故步自封的湖南人，是該換換腦子了。可喜的是，湖南的人才們，正在迅速地轉變觀念！在知識經濟和人才經濟的時代，遍地人才的湖南，何愁沒有振興的希望！
當然，或許我們應該承認，不少湖南人對搞經濟確實不太在行。但在有過長期重農輕商曆史的中國，這並非湖南人獨有的缺陷。不懂經濟，不善經商，是曆史給中國人造成的通病。但這又不能一概而論，湖南畢竟誕生過陶澍、劉少奇、朱鎔基這樣的宏觀經濟管理高手，也在曆史上冒出過李燭塵這樣的民族企業家。至於湖南籍的商界名家少於其他領域的湖南名人，那是因為湖南人在曆史上很少涉足商業，但並不能因此而說湖南人不適合搞經濟。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說明，哪怕湖南的人才以高度的熱情投入工商經濟，也無法做出巨大的成績來。
一些湖南人自嘲說，湖南用一車又一車的生豬，從廣東換回了一車又一車的珠江水。在這裏，我們不去討論用生豬換回珠江水是否劃得來。這本是一個商品交換互通有無的過程，如果涉及價值觀，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各異的結論。至少，湖南的商人願意這麼做，至少他們是認為劃得來的。畢竟，湖南的生豬也是商品，也需要尋找銷路。而湖南人認為經過加工的珠江水好喝，珠江水才會在湖南找到市場。
我們要說的是，大多數湖南人都很清楚，從湖南各地湧向廣東的建設大軍，從廣東沿海發達地區帶回了許多比珠江水的價值大出不知多少倍的東西。他們從廣東給家鄉的父老寄回了贍養費，給家鄉的弟妹寄回了念書所需的錢，有些人甚至帶回了足以在家鄉創業的資金。
不少到北京去謀求發展的湖南人，在首都有了許多施展才幹的機遇。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到北大聽講座》這套圖書的策劃製作，就是出自幾個湖南打工者的手筆。這樣的事例，還可以列舉很多。湖南人在文化商業領域顯露的才華，說明他們在其他商業領域，也具備開發的潛質。
湖南人湧向中國經濟建設的前沿，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在一個現代化程度較高的社會環境裏，學到了建築施工、美容美發、食品加工、餐飲烹調、養花插花、汽車維修保養等等五花八門的技術，領悟了建築裝修、商品包裝、廣告製作等等各種各樣的設計藝術，掌握了商業管理和經營運作的實際經驗，他們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成了經濟建設和商業社會的有用之才，有了投身於湖南本省或外省經濟建設的本錢。
湖南人在闖世界，不論他們從事的工作貴賤高低，不論他們的收入微薄還是豐厚，他們都在以旺盛的求知欲貪婪地學習建設技術，吸納商業文明，在這樣一個最難得的接受教育的過程裏鍛煉成材。湖南人正在他們的腦子裏大量地儲存以精神、技能和知識形態存在的財富，他們相信這種儲備比資金的儲備具有更大的經濟能量，在知識經濟和人才經濟的時代裏，將會推動湖南人在經濟建設的領域裏做出輝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