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澤東智慧超群，膽識過人，一生無論軍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驚人之筆，讓人玩味無窮。但有一筆更為驚人，隻是惜未能實現。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說：“如有可能，我就遊黃河、遊長江。從黃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質學家、生物學家、文學家，隻準騎馬，不準坐卡車，更不準坐火車，一天走六十裏，騎馬三十裏，走路三十裏，騎騎走走，一路往昆侖山去。然後到豬八戒去過的那個通天河，從長江上遊，沿江而下，從金沙江到崇明島。國內國際的形勢，我還可以搞，帶個電台，比如，從黃河入海口走到鄭州，走了一個半月，要開會了我就開會，開了會我又從鄭州出發，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務。我很想學明朝的徐霞客。”
一九六〇年，毛的專列過濟南，他對上車看他的舒同、楊得誌說：“我就是想騎馬沿著兩條河走，一條黃河，一條長江。如果你們讚成，幫我準備一匹馬。”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在廣州說：“在下一次會議或者什麼時候，我要做點典型調查，才能交賬。我很想恢複騎馬的製度，不坐火車，不坐汽車，想跑兩條河。從黃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發源地，然後跨過山去，到揚子江的發源地，順流而下。不要多少時間，有三年時間就可以橫過去，頂多五年。”一九六二年，他的一個秘書調往陝西，他說：“你先打個前站，我隨後騎馬就去。”一九七二年，毛大病一場，剛好一點，他就說：“看來，我去黃河還是有希望的。”可見他對兩河之行向往的熱切。
自從看到這幾則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澤東真的實現了騎馬走江河，該是什麼樣子？
這個計劃本已確定下來，大約準備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從騎兵部隊調來的警衛人員也開始在北戴河訓練，也已為毛澤東準備了一匹個頭不太大的白馬，很巧合，他轉戰陝北時騎的也是一匹白馬。整個夏天，毛的運動就是兩項：遊泳和騎馬。
但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突發“北部灣事件”，美國入侵越南。六日晨，毛遺憾地說：“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黃河這次是去不成了。”
這實在是太遺憾了，是一個國家的遺憾，民族的遺憾，中國曆史失去了一次改寫的機會。按毛的計劃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兩河歸來，已是一九六九年，那個對國家民族損毀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遲發生，甚至可能避免。試想一位最高領袖深入民間四年，將會有多少新東西湧入他的腦海，又該有什麼新的政策出台，黨史、國史將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新版本？一個偉大的詩人，用雙腳丈量祖國的河山，“目既往還，心亦吐納”，又該有多少氣勢磅礴的詩作？
我們再看一下一九六五年的形勢，那是新中國成立後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績已有不少，教訓也有一些，黨又一次走在將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當時我們已犯過的幾個大錯誤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還遇上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難。這時，全黨已經開始心平氣和地看問題，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承認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錯誤，毛澤東也做了自我批評。形勢也有了明顯好轉，原子彈爆炸，全國學大寨、學大慶、學雷鋒、學焦裕祿，國力增強，民心向上。但是從深層來看，對這些錯誤的根源還沒有從思想上徹底解決。就像遵義會議時，從行動上和組織上已停止了“左傾”的錯誤，但真正從思想和路線上解決問題，還得等到延安整風。急病先治標，症退再治本，當時黨和國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時。
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騎馬走兩河的。
二
我們設想著，當毛澤東騎馬走江河時，對他觸動最深的是中國農業的落後和農村發展的緩慢。
毛是農民的兒子，他和農民天然地血脈相通。他最初的秋收起義，十年的土地革命是為農民翻身。他穿草鞋，住窯洞，穿補丁衣服，大口吃茶葉葉子，揀食掉在桌子上的米粒，趴在水缸蓋上指揮大戰役，在延安時還和戰士一起開荒，在西柏坡時還下田插秧。還有包括江青看不慣的大口吃紅燒肉、吃辣椒。他簡直就是一個農民，一個讀了書、當了領袖的農民。毛澤東一生的思維從沒有離開過農民，隻不過命運逼得他新中國成立前大部分時間在研究戰爭。新中國成立後，又急於振興工業，以至於一九五三年發生了與梁漱溟的爭吵，被梁誤以為忘了農民。他在一九五八年發起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也是為了農業的盡快翻身，有點空想，有點急躁，被彭德懷說成“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那一句話真的刺傷了他的心，但沒有人懷疑他不是為了農民。
他打馬上路了，行行走走，一個半月後到達鄭州。因為是馬隊，不能進城住賓館，便找一個依岸傍河的村莊宿營，架好電台，攤開文件、書籍。一如戰爭時期那樣，有親熱的房東打水、燒炕，有調皮的兒童跑前跑後，飯後他就挑燈讀書、辦公。但我猜想毛這天在鄭州的黃河邊肯定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河南這個地方是當年人民公社運動的發祥地。這裏誕生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信陽地區遂平縣的“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七年前，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晚，他到鄭州，七日晨就急著聽彙報，當他看到《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章程》時，如獲至寶，連說：“這是個好東西！”便喜而攜去。接著又去視察山東，八月底就在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公社遍行全國，河南首其功，信陽首其功。但是全國第一個餓死人的“信陽事件”也是發生在這裏，成了三年困難時期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劉少奇說：“餓死人這是要上史書的啊！”毛不得不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專門聽取信陽事件的彙報，全國急刹車，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才渡過難關。
這次，毛沿途一路走來，看到了許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留下的半截子工程，雖經調整後，農村情況大有好轉，但社員還是出工不出力。房東悄悄地對他說：“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種形式，對農村生產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還是破壞作用。為什麼農民對土地的熱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戰爭時期，邊打仗邊土改，農民一分到地就參軍、支前，熱情何等的高。
離開鄭州之後，毛溯流而上，他很急切地想知道一九六〇年完工的大工程三門峽水庫現在怎麼樣了。這工程當時是何等的激動人心啊，詩人賀敬之的《三門峽·梳妝台》曾傳唱全國：“展我治黃河萬裏圖，先紮黃河腰中帶——責令李白改詩句：黃河之水手中來！銀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風走東海。”這些句子直到現在我還能背得出，那真是一個充滿著革命浪漫主義的時代。毛很想看看這萬年的黃河，是不是已“清水清風走東海”，很想看看他日思夜想的黃河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他立馬高坡，極目一望時，這裏卻不是他想象中的高原明鏡，而是一片濕地，但見水霧茫茫，蘆花蕩蕩。原先本想借這座水庫攔腰一斬，根治黃河水害，但是才過幾年就已沙淤庫滿，下遊未得其利，上遊反受其害，關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受到威脅。他眉頭一皺，問黃河上遊每年來沙多少，隨行專家答：“十六億噸。”又問：“現庫內已淤沙多少？”答：“五十億噸。”這就是再修十個水庫也不夠它淤填的啊！當初上上下下熱情高漲，又相信蘇聯專家的話，並沒有精細地測算和科學地論證，就匆匆上馬。看來建設和打仗一樣，也是要知己知彼啊。不，它比戰爭還要複雜，戰場上可立見勝負，而一項大的經濟建設決策，牽涉的麵更廣，顯示出結果的周期更長。
毛打馬下山，一路無言。他想起了一個人，就是黃炎培的兒子黃萬裏，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當年三門峽工程上馬上下叫好，隻有一人堅決反對，這就是黃萬裏。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來主持七十多人的專家論證會，會開了七天，他一人舌戰群儒大呼：不是怎麼建，而是三門峽根本就不宜建壩！下遊水清，上遊必災啊。果然，大壩建成第二年，上遊受災農田就達八十萬畝。黃的意見沒人聽，他就寫了一首小詞，內有“春寒料峭，雨聲淒切，靜悄悄，微言絕”句。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的《人民日報》第六版登出了這首詞，黃一夜之間就成了大右派。毛澤東記起自己說過的一句話：“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裏。”不覺長歎了一口氣。
我猜想毛這次重到西北，親見水土流失，一定會讓他重新考慮中國農業發展的大計。新中國成立後毛大多走江南，再沒有到過黃河以西。但他閱讀了大量史書，無時不在做著西行考察的準備。一九五八年在成都會議上，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向他彙報引黃濟晉的雄心壯誌，他說：“你這算什麼雄心壯誌，你們查一下《漢書》，那時就有人建議從包頭引黃河過北京東注入海。當時水大，漢武帝還能坐樓船在汾河上航行呢，現在水都幹了，我們愧對晉民啊。”上世紀八十年代，趙紫陽任總理時到山西視察，山西領導又重提引黃之事，當時我以記者身份在場，聽到趙又轉述毛的這番話。大約一九五八年成都會議毛、陶對話時，趙亦在場。多年來，我們愧對的豈止是晉民，陝、甘、寧之民也都很愧對啊。這塊中國西北角的紅色根據地，當年曾支撐了中共領導的全民抗戰，支持了解放戰爭的勝利，但是自新中國成立以後就再也擺不脫黃風、黃沙、黃水的蹂躪。晉陝之間的這一段黃河，毛澤東曾經兩次東渡。第一次是一九三六年由綏德過河東征抗日，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園春·雪》，第二次是由吳堡過河到臨縣，向西柏坡進發，定都北京。當時因木船太小，跟他多年的那匹老白馬隻好留在河西。他登上東岸，回望滔滔黃水，激動地講了那句名言：“你可以藐視一切，但不能藐視黃河。”據他的護士長回憶，毛進城後至少九次談起黃河，他說：“這條河與我共過患難”“每次看黃河回來心裏就不好受”“我們欠了黃河的情”“我是個到了黃河也不死心的人”。
這次毛重訪舊地，我猜想米脂縣楊家溝是一定要去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他一直住在這裏，這是他轉戰陝北期間住得最長的一個村子，並在這裏召開了有裏程碑意義的準備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十二月會議”。但現在這裏還是溝深路窄，僅容一馬，道路泥濘，一如二十年前。農民的住房，還沒有一間能趕上過去村裏地主的老房子。而當年毛的指揮部，整個黨中央機關就借住在楊家溝一家馬姓地主的宅院裏，他就是在這裏勝利指揮了全國的戰略大轉折。我去看過，這處院子就是現在也十分完好，村裏仍無其他民房能出其右。這次毛重回楊家溝還住在當年他的那組三孔相連的窯洞裏，心中感慨良多。當年撤出延安，被胡宗南追得行無定所，但借得窯洞一孔，彈指一揮，就橫掃蔣家百萬兵。現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權，卻還不能一掃窮和困，給民飽與暖。可憐二十年前邊區月仍照今時放羊人。發展遲緩的原因到底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