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年底，我國經濟出現急功近利的苗頭，周恩來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大怒，連續開會發脾氣。一九五八年一月初杭州會議，毛主席說：“你脫離了各省、各部。”一月中旬的南寧會議，毛主席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這時柯慶施寫了一篇升虛火的文章，毛主席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嗎？”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周恩來檢查，毛主席還不滿意，表示仍然要作為一個犯錯誤的例子再議。從成都回京之後，一個靜靜的夜晚，西花廳夜涼如水，周恩來把秘書叫來說：“我要給主席寫份檢查，我講一句，你記一句。”但是他枯對孤燈，常常五六分鍾說不出一個字。冒進造成的險情已經四處露頭，在對下與對上、報國與忠君之間，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對領袖的忠誠與服從絕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於領袖是黨的核心，是黨統一的標誌這一原則和毛主席的威信這一事實，從唯物史觀和黨性標準出發來嚴格要求自己的。連毛主席都說過，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中，卑賤者最聰明。但是你必須等待多數人或高貴者的覺醒。為了大局，在前幾次會上他已經把反冒進的責任全攬在了自己身上，現在還要怎樣深挖呢？而這深深遊走的筆刃又怎樣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傷實情，不傷國事大局呢？天亮時，秘書終於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這樣一句：“我與主席多年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還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恩來指著“風雨同舟，朝夕與共”八個字說，怎麼能這樣提呢？你太不懂黨史，說時眼眶裏已淚水盈盈了。秘書不知總理苦，為文猶用昨日詞。幾天後，他在“八大”二次會上做完檢討，並委婉地請求辭職。結論是不許辭。哀莫大於心死，苦莫大於心苦，但痛苦更在於心雖苦極又沒有死。周恩來對國、對民、對領袖都癡心不死啊，於是，他隻有負起那讓常人看來，無論如何也負不動的委屈。
總理的六無是去不留言。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後總理已經到了彌留之際。這時中央領導對總理病情已是一日一問，鄧穎超同誌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總理將去之時正是中央領導核心中魚龍混雜、忠奸共處的混亂之際。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問卻又暗藏殺機。這時忠節老臣中還沒有被打倒的隻有葉劍英了。葉帥與總理自黃埔時期起便患難與共，又共同經曆過黨史上許多是非曲直。眼見總理已是一日三厥，氣若遊絲，而“四人幫”又趁危亂國，葉帥心亂如麻，老淚縱橫。一日他取來一疊白紙，對病房值班人員說：總理一生顧全大局，嚴守機密，肚子裏裝著很多東西，死前肯定有話要說，你們要隨時記下。但總理去世後，值班人員交到葉帥手裏的仍然是一疊白紙。
當真是總理肚中無話嗎？當然不是。在會場上，在向領袖彙報時，在對“四人幫”鬥爭時，在與同誌談心時，該說的都說過了，他覺得不該說的，平時不多說一字，現在並不因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負責任，隨心所欲。總理的辦公室和臥室同處一棟，鄧穎超同誌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幹，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穎超自動回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總理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衛一把，鄧穎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敲門。周總理把自己一劈兩半，一半是公家的人、黨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但是這兩部分涇渭分明，決不相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妻子，但絕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妻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絕不能關心到公事裏去。總理與鄧大姐這對權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
詩言誌，為說心裏話而寫。總理年輕時還有詩作，現在東瀛島的詩碑上就刻著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嵐山》。皖南事變驟起，他憤怒地以詩懲敵：“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新中國成立後，他除了公文報告，卻很少有詩。當真他的內心情感之門關閉了嗎？沒有。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工作之餘也寫詩，用毛筆寫在信箋上，反複改。但寫好後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紙簍，宛如一群夢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黨的決定和紀律所做的事，他不願再表白什麼，留下什麼。瞿秋白在臨終前留下一篇《多餘的話》，將一個真實的我剖析得淋漓盡透，然後昂然就義，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種崇高。周恩來在臨終前隻留下一疊白紙。“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就無我，我複何言哉？不必再說，又是一種崇高。
周恩來的六個“大無”，說到底是一個無私。公私之分古來有之，但真正的大公無私自共產黨始。一九九八年是周恩來誕辰一百周年，也是劃時代的《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五十周年。是這個宣言公開提出要消滅私有製，要求每個黨員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我敢大膽說一句，一百五十年來，實踐《宣言》精神，將公私關係處理得這樣徹底、完美，達到如此絕妙之境界者，周恩來是第一人，因為即使如馬恩、列寧也沒有他這樣長期處於手握黨權、政權的誘惑和身處各種矛盾的煎熬。總理在甩脫自我、真正實現“大無”的同時卻得到了別人沒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種傾城傾國、傾倒聯合國的風貌，特別是他的大愛大德。
他愛心博大，覆蓋國家、人民及整個世界。你看他大至處理國際關係，小至處理人際關係，無不充滿濃濃的、厚厚的愛心。美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曾是積怨如山的，但是戰爭結束後，一九五四年周恩來第一次與美國代表團在日內瓦見麵時就發出友好的表示，雖然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來還是滿臉的寬厚與自信。就是這種寬厚與自信，終於吸引尼克鬆在我們立國二十一年後，橫跨太平洋到中國來與周恩來握手。國共兩黨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蔣介石曾以巨額大洋懸賞要周恩來的頭。但是當西安事變，蔣介石已成階下囚，國人皆曰可殺，連陳獨秀都高興地連呼“打酒來，蔣介石必死無疑”時，周恩來隻帶了十個人，進到刀槍如林的西安城去與蔣介石握手。周恩來長期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在重慶、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後，這些敵方代表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隻有團長張治中說別人可以留下，從手續上講他應回去複命。周卻堅決挽留，說西安事變已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張學良），這次不能重演悲劇，並立即通過地下黨將張的家屬也接到了北平。他的愛心征服了多少人，溫暖了多少人，甚至連敵人也不得不歎服。宋美齡連問蔣介石：為什麼我們就沒有這樣的人？美方與他長期打交道後，甚至後悔當初不該去扶植蔣介石。至於他對人民的愛、對革命隊伍內同誌的愛，則更是如雨潤田、如土載物般的渾厚深沉。曾任黨的總書記、犯過“左傾”路線錯誤的博古，可以說是經周恩來親手“顛覆”下台的，但後來他們相處得很好，在重慶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陳獨秀這樣曾給黨造成流血的損失的人，當他對自己的錯誤已有認識，並有回黨的表示時，周恩來立即著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談成。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講話說：“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這話移來評價周恩來最合適不過。當周恩來去世時，無論東方西方同聲悲泣，整個地球都載不動這許多遺憾、許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黨，再造了共和國，並且將一個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儒家傳統的仁義忠信糅合成一種新的美德，為中華文明提供了新的典範。如果說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周恩來則是黨和國家的養護人。他硬是讓各方麵的壓力、各種矛盾將自己壓成了粉，擠成了油，潤滑著黨和共和國這架機器，維持著它的正常運行。五十年來他親手托起黨的兩任領袖，又拯救過共和國的三次危機。遵義會議他扶起了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後期他托出鄧小平。作為兩代領袖，毛、鄧之功彪炳史冊，而周恩來卻靜靜地化作了那六個“無”。建國後他首治戰爭創傷，國家複蘇；二治大躍進災難，國又中興；三抗林彪江青集團，鏟除妖孽。而他在舉國歡慶的前夜卻先悄悄地走了，走時連一點骨灰也沒有留。
周恩來為什麼這樣的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這“六無”“六有”，在人們心中撞擊、翻攪和掀動著大起大落、大跌大蕩的波浪。他的博愛與大德，拯救、溫暖和護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來，愛民之官受人愛。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斷一千七百年。陳毅遊武侯祠道：“孔明反勝昭烈（劉備），其何故也，餘意孔明治蜀留有遺愛。遺愛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處尚投桃報李，有恩必報，而一個偉人再造了國家，複興了民族，澤潤了百姓，後人又怎能輕易地淡忘了他呢？我們是唯物論者，但我心裏總覺得大概有一天還是會有人來要為總理修一座廟。廟是神的殿堂，神是後人在所有的前人中篩選出來的模範，比如忠義如關公，愛民如諸葛亮。周總理無論在自身修養和治國理政方麵，功德、才智、民心等都很像諸葛亮。諸葛亮教子很嚴，他那篇有名的《誡子書》，教子“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他勤儉持家，上書後主說，自己家有桑樹八百棵，薄田十五頃，供給一家人的生活，餘再無積蓄。這兩件事都常為史家稱道。嗚呼，總理何如？他沒有後，當然也沒有什麼教子格言；他沒有遺產，去世時，家屬各分到幾件補丁衣服作紀念；他沒有祠，沒有墓，連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沒有一篇《出師表》可以傳世。他越是這樣的沒有沒有，後人就越感念他的遺愛；那一個個沒有也就越像一條條鞭子抽在人們的心上。魯迅說，悲劇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裂給人看。是命運從總理身上一條條地撕去許多本該屬於他的東西，同時也在撕裂後人的心肺肝腸。那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這遺憾又加倍轉化為深深的思念。
漸漸地二十二年過去了，思念又轉化為人們更深的思考，於是總理的人格力量在濃縮，在定格，在突現。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越時空的。不獨總理，所有曆史上的偉人，中國的司馬遷、文天祥，外國的馬克思、列寧，我們又何曾見過呢？愛因斯坦生生將一座物理大山鑿穿而得出一個哲學結論：當速度等於光速時，時間就停止；當質量足夠大時，它周圍的空間就彎曲。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再提出一個“人格相對論”呢？當人格的力量達到一定強度時，它就會迅如光速而追附萬物，穹廬空間而護佑生靈。我們與偉人當然就既無時間之差又無空間之別了。
這就是生命的哲學。
周恩來還會伴我們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