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裏因事過廣東新會。新會是梁啟超的家鄉，又是元滅宋，丞相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海的地方，過去為縣，現在是江門市的一個區。我萬沒有想到在這樣一個小地方竟有一個資料豐富的周恩來紀念館。當地的人也很自豪，他們說，周恩來任總理時，政務纏身，能下到一個縣連住七天，一生僅此一例。我心裏明白，哪裏是周恩來有閑，是政局錯位，一個曆史的小誤會。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國出現冒進的苗頭。掌國家經濟之舵的周恩來提出“反冒進”，毛澤東不悅，說：“我是反‘反冒進’的。”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寧會議、三月成都會議，周都受到批評，並做檢查。七月一日至七日，他便選了到廣東新會縣來做調查研究。其時周公心裏正受著煎熬，正是偉人不幸，小縣有幸，留下了這樣一處紀念地。
周恩來此行所以選中新會，有一點小起因。當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報道新會農民周漢生用水稻與高粱雜交獲得一種優良水稻新品種。周總理很重視，專門帶了一位專家九月三十日飛廣州，又轉來新會。在試驗田旁周見到了這位農民。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生活條件還很差，鄉幹部和農民一律都是赤腳，總理的穿著也就比他們多著一雙布鞋，隻是衣服稍整潔一些。接待人員找了一把小竹椅、一個小方竹凳放在地頭，本意讓總理坐小竹椅，不想總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給周漢生，還說你長年蹲田頭，太辛苦。這就是周恩來的作風，盡量為他人著想，絕不擺什麼架子。這張照片掛在展室的牆上，成了現在人們難以理解的場景。
按現在的習慣，官大一級，見麵讓座，起行讓路，等級分明。一個大國總理來到地頭已屬不易，怎麼能在座位上尊卑顛倒呢？我立即聯想到，已逝全國記協主席吳冷西也是新會人。一次，我當麵聽他講過這樣一件事，五十年代初，朝鮮工會代表團來訪，總理接見並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來不肯，他要當時的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與客人坐正中，他說，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結果他真的坐在旁邊，報上也就這樣照發照片，那時大家覺得也很自然。我曾見過延安時期老同誌的幾幅合影，大家都隨意或坐或站，有幾次毛澤東都站在較偏的位置。無疑，毛當時的地位是應該居首位的。現在當我們看這些老照片時，心裏真說不清是陌生還是親切。
座位這個東西是典型的物質與精神的結合。有把椅子，坐著好說話或辦事，這是物質；坐上去，別有一種感覺，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個次序，就有了等級。等級就是一種精神。等級不可沒有，如軍隊指揮，無等級就無效率。但不可太嚴，太嚴了就成障礙，心理障礙，工作障礙。正如列寧所說：“真理很靈活，所以不會僵化；又很確定，所以人們才能為之奮鬥。”現在我們對座次的設計是越來越精，越來越細，隻僵化而不靈活了。不用說大會誰上主席台，台上又誰前誰後，有的單位開會，除分座次，還要專製一把大一點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聽過一個故事，一位新來的部長，很不習慣這種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場自己先把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來時，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與他四目相對，他的務實作風拗不過籠罩四周的座次威嚴。
存在決定意識，在沒有椅子坐時，當然沒有座次。我看過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的會場。那是一間大夥房，沒有座椅，五十三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隨手從房東家帶一個小板凳來就開大會。難的是有了椅子後怎樣辦，這裏有個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論座，黨內講平等，是同誌；黨外講服務，是公仆，何必爭座？何敢爭座？以私心論座，則私心無盡，錙銖必較，事事都要爭個高低。周恩來的一生是為公的一生，這從他位次變化中可以看出來。他早年就坐到黨內的第二把交椅。長征開始時，黨務、軍務大事由最高三人團負責：博古、周恩來，還有一個外國人李德。遵義會議後他把軍事指揮的椅子讓給毛澤東，一、四方麵軍會師，為團結四方麵軍又把紅軍總政委的椅子讓給張國燾。新中國成立後他又有兩次讓位。第一次是1958年6月，就是這次到新會調查之前，因為幾次受到批評，周就提出辭去總理職位，後來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讓位未果。但後來經濟困難立即證明周的意見對，他又毫無怨言，以總理的身份來收拾這個爛攤子。第二次是讓位給林彪當副統帥，後林自我爆炸，駕機出逃。當晚，他把辦公椅子搬到大會堂，整整一個通宵，坐鎮指揮，力挽狂瀾，化險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