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講堂錄》中說：“在中國曆史上，不乏建功立業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響後世的人，前者如諸葛亮、範仲淹，後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辦事兼傳教’之人，曆史上隻有兩位，即宋代的範仲淹和清代的曾國藩。”範仲淹正當北宋封建社會的成熟期，他“辦事兼傳教”，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官員知識分子。而他留給我們的政治財富和文化思考全部濃縮在一篇隻有三百六十八字的短文中，這就是傳唱千古的《嶽陽樓記》。
中國古代留下的文章不知有多少，如果讓我在古今文章中選一篇最好的，隻需忍痛選一篇，那就是範仲淹的《嶽陽樓記》。千百年來，中國知識界流傳一句話：不讀《出師表》不知何為忠，不讀《陳情表》不知何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標準。隨著曆史進入現代社會，這“兩表”的影響力已在逐漸減弱，特別是《陳情表》，已鮮為人知。但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同樣產生於封建時代的《嶽陽樓記》卻絲毫沒有因曆史的變遷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經歲月的滄桑，愈顯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後，論朝代，已經南宋、元、明、清、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六代的更迭；論社會形態，也經封建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世的衝擊。但它穿雲破霧，曆久彌新。嗚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變，靠什麼？靠它的思想含量、人格思想、政治思想和藝術思想。它以傳統的文字，表達了一種跨越時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嶽陽樓記》已經成為一份獨特的曆史遺產，其中有無盡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財富。從《古文觀止》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曆屆的中學課本，常選不衰；從政界要人、學者教授到中小學生，無人不讀、不背，這說明它仍有現實意義。歸納起來有三條：一是教我們怎樣做人，二是教我們怎樣做官，三是教我們怎樣寫文章。
我們該怎樣做人——獨立、理性、犧牲的人格之美
人們都熟知範仲淹在《嶽陽樓記》裏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卻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講政治，怎樣為政、為官，後者是講人格，怎樣做人。前者是講政治觀，後者是講人生觀。正因為講出了這兩個人生和政治的基本道理，這篇文章才達到了不朽。其實，一個政治家政治行為的背後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撐，而且其人格的力量會更長久地作用於後人，存在於曆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為利動；己，指內心世界，不為私惑。就是說：有信仰，有目標，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結合範仲淹的人生實踐，可從三個方麵來解讀他的人格思想。
一是獨立精神——無奴氣，有誌氣。
範仲淹有兩句詩最能說明他的獨立人格：“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範仲淹於宋太宗端拱二年（九八九年）生於徐州，出生第二年父親去世，二十九歲的母親貧無所依，抱著繈褓中的他改嫁朱家，來到山東淄州（今山東鄒平縣附近）。他也改姓朱，名朱說。他少年時在附近的廟裏借宿讀書，每晚煮粥一小鍋，次日用刀劃為四塊，早晚各取兩塊，拌一點鹹韭菜為食。這就是成語“斷齏劃粥”的來曆。這樣苦讀三年，直到附近的書都已被他搜讀得再無可讀。但他的兩個異父兄長卻不好好讀書，花錢如水。一次他稍勸幾句，對方反唇相譏：“連你花的錢都是我們朱家的，有什麼資格說話。”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靈大受刺激。真是未出家門便感知世態之炎涼。他發誓期以十年，恢複範姓，自立門戶。
大中祥符四年（一〇一一年），二十三歲的範仲淹開始外出遊學，來到當時一所大書院應天書院（今河南商丘市），晝夜苦讀。一次真宗皇帝巡幸這裏，同學們都爭先出去觀瞻聖容，他卻仍閉門讀書，別人怪之，他說：“日後再見，也不晚！”可知其誌之大，其心之靜。有富家子弟送他美食，他竟一口不吃，任其發黴。人家怪罪，他謝曰：“我已安於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後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於斯人，自覺自願苦其心誌，勞其筋骨。他在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年）中進士，在殿試時終於見到了真宗皇帝，並赴禦宴。他不久調去安徽廣德縣做官，立即把母親接來贍養，並正式恢複範姓。這時離他發憤複姓隻用了五年。
範仲淹中了進士後被任命的第一個地方官職是到安徽廣德任“司理參軍”，就是審理案件的助理。當時地方官普遍貪贓愛財，人為製造冤案。他廉潔守身，秉公辦案常與上司發生爭論，任其怎樣以勢壓人，也不屈服。每結一案，就把爭論內容記在屏風上，可見其性格的耿直。一年後離任時，屏風上已寫滿案情，這就是“屏風記案”的故事。他兩袖清風，走時無路費，隻好把老馬賣掉。
對曆史上有骨氣的人，範仲淹非常敬重。一〇三七年，範第三次被貶赴潤州（今江蘇鎮江）任上時，途中經彭澤拜謁唐代名相狄仁傑的祠堂。狄剛正不阿不畏武則天的權勢被陷入獄，又貶為縣令。範當即為其寫一碑文，歌頌他：“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不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而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
文字擲地有聲。而當時作者也正冒著朝中的“暴火寒灰”，獨行在被貶的路上。而他所描寫的剛不可摧、方不可變，也正是自己的形象。
二是理性精神——實事求是，按原則辦事。
範仲淹的獨立精神絕不是桀驁不馴的自我標榜和逞一時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辦事，是知識分子的那種理性的勇敢。在我寫瞿秋白的《覓渡》一文中曾談到，這是一種像鐵軌延伸一樣的堅定精神。
亞裏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範仲淹是晏殊推薦入朝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給朝廷提意見。這嚇壞了推薦人晏殊，說，你剛入朝就這樣輕狂，就不怕連累到我這個舉薦人嗎？範聽後半晌沒有反應過來，一會兒，難受地說：“我一入朝就總想著奉公直言，千萬不敢辜負您的舉薦，沒想到盡忠盡職反而會得罪於您。”回到家他又給晏寫了一封三千字的長信說：“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憂，能不自疑而驚呼！為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搢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晏殊是他的恩師，入朝的引路人。這件事充分體現了範愛吾師更愛真理的品格。
宋仁宗時，西北強敵西夏不斷侵擾，他被任命為前線副帥抗敵。當時朝野上下出於報仇心理和抗戰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帥命令出兵，皇上不斷催問，左右不停地勸說。但他認為備戰還不成熟，堅持不出兵。主帥韓琦說：“大凡用兵，先得置勝負於度外。”他說：“大軍一動就是千萬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朝廷嚴詞催促出兵，他反複申訴，自知“不從眾議則得罪必速”“奈何成敗安危之機，國家大事，豈敢避罪於其間”。結果，上麵不聽他的意見，一〇四一年好水川一戰，宋軍損失六千人。此後宋軍再不敢盲動，最終按範仲淹的策略取得了勝利。這種獨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九百多年後類似一例就是，共產黨的粟裕將軍在淮海戰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率師渡江，他三次鬥膽向中央和毛主席上書，建議戰場擺在江北，終於為毛澤東所接受，這一決策使得解放戰爭提前勝利三年。
在人性中，獨立和奴氣，是基本的兩大分野。一般來講，人格上有獨立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大容易被收買。我們不要小看人格的獨立，就整個社會來講，這種道德的進步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奴隸製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製度下雖有“士可殺不可辱”的說法，但還是強調等級、服從。進入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才響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獨立才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標準和道德意識。這一點西方比我們好一些，民主革命徹底，封建殘留較少。中國封建社會長，又沒有經過徹底的資本主義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殘留就多。現在許多人也在變著法媚上，對照現實我們更感到範仲淹在一千年前堅持的獨立精神的可貴。正是這一點，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經得起風浪。做人就應該“寵而不驚，棄而不傷，丈夫立世，獨對八荒”。魯迅就曾痛斥中國人的奴性。一個人先得骨頭硬，才能成事，如果他總是看別人的臉色，他除了當奴才還能幹什麼？縱觀範仲淹一生為官，無論在朝、在野、打仗、理政，從不人雲亦雲，就是對上級、對皇帝，他也實事求是，敢於堅持。這裏固然有負責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規律辦事，卻是他的為人標準。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不隨波逐流。那麼以什麼為立身根本呢？以實際情況，以國家利益為根本。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實事求是，無私奉獻。陳雲同誌講：“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個大寫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年來人性雖已大有進步，社會仍然沒有能擺脫這種公與私的羈絆。這個問題恐怕要到共產主義社會才能解決。你看我們的周圍，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虛偽齷齪。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獨立思考，理性處事，敢於犧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獨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軟骨病。一入官場，就阿諛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陽奉陰違，貪贓枉法，賣身投靠，緊要關頭投敵叛變。我在官場幾十年，目之所及，已數不清有多少的事例，讓你落淚，又讓你失望。有的官員，專研究上司所好，媚態獻盡，唯命是從。上發一言，必彎腰盡十倍之誠，而不惜耗部下百倍之力，費公家千倍之財，以博領導一喜。這種對上為奴、對下為虎的劣根人格實在可悲。我每次讀《嶽陽樓記》就會立即聯想到周圍的現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種對獨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
三是犧牲精神——為官不滑，為人不私。
“不以己悲”就是拋卻個人利益，敢於犧牲，不患得患失。
怎樣處理公與私的關係，是判斷一個人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標準。我們熟悉的林則徐的兩句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範仲淹一生為官不滑，為人不奸。他的道德標準是隻要為國家，為百姓，為正義，都可犧牲自己。下麵茲舉兩例。
一〇三八年宋西北的夏建國，趙元昊稱帝，宋夏戰事不斷。邊防主帥範雍無能，一〇四〇年仁宗不得不重組一線指揮機構，任命範仲淹為陝西經略招討副使（副總指揮）趕赴前線，這年他已五十二歲，這之前他從未帶過兵。範仲淹一路兼程，趕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經兵火，前麵三十六寨都被蕩平，孤懸於敵陣前。朝廷曾先後任命數人，都畏敵而找借口不去到任。範說，形勢危急，延州不能無守，就挺身而出，自請兼知延州。範仲淹雖是一介書生，但文韜武略，膽識過人。他見敵勢坐大，又以騎兵見長，便取守勢，並加緊部隊的整肅改編，提拔了一批戰將，在當地邊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慶曆二年（一〇四二年），範仲淹密令十九歲的長子純祐偷襲西夏，奪回戰略要地“馬鋪寨”。他引大軍帶築城工具隨後跟進。部隊一接近對方營地，他就令就地築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這就是後來發揮了重要戰略作用的像一個楔子一樣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順城。城與附近的寨堡相呼應，西夏再也撼不動宋界。夏軍中傳說著，現在帶兵的這個範小老子（西夏人稱官為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像原先那個範大老子（指前任範雍）好對付。西夏見無機可乘，隨即開始議和。範以一書生領兵獲勝，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這種為國犧牲的精神。
範與滕宗諒（字子京）的關係，是他為國惜才，為朋友犧牲的例證。滕與範仲淹是同年的進士，也是一個熱血報國的忠臣。西北戰事吃緊時滕也在邊防效力，知涇州。當時正定川一役大敗之後，形勢危機。滕招兵買馬，犒賞將士，重整旗鼓。範又讓他兼知慶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正因為他幹事太多，就總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十五萬貫。仁宗大怒，要查辦。但很快查明，這十五萬貫錢，犒賞用了三千貫，其他皆用於軍餉。而這三千貫的使用也沒有超出地方官的權力規定範圍。但是朝中的守舊派，咬住不放，乘機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聲。範這時已回京，他激憤地說，朝廷看不到邊防將士的辛苦和功勞，一任有人在這些小問題上捕風捉影，加以陷害，這必讓將士寒心，邊防不穩。他力保滕宗諒無大過，如有事甘願同受處分，這樣滕才沒有被撤職。但在慶曆四年（一〇四四年）滕還是被貶到了嶽陽，這才有後來《嶽陽樓記》這一段佳話。如果沒有當年範對滕的冒死一保，政治史和文學史都將缺少精彩的一筆。可知範後來為他寫《嶽陽樓記》，本身就是一種對朋友、對正義事業的支持，而這是要冒風險、付代價的。他在文章中歎道：“微斯人，吾誰與歸？”他願意和誌同道合的戰友一起去為事業犧牲。
任何革命的、進步的團體和事業，都是以肝膽相照的人格精神為基礎凝聚力量、團結隊伍的。不要奸猾，隻要忠誠。“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製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誣劉少奇為內奸、叛徒。周恩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信毛澤東：“當時確為少奇同誌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紅衛兵要揪鬥陳毅，周站在大會堂門口厲聲說：“你們要揪，就從我身上踩過去。”而康生對借“伍豪事件”整周恩來卻裝聾作啞。
我們該怎樣做官——憂民、憂君、憂政的為官之道
範仲淹對政治文明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一個“憂”字上。《嶽陽樓記》產生於我國封建社會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於憂患，成於憂患，傾其一生和一個時代來解讀這個“憂”字。好像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轉折時期，專門要找一個這樣的解讀人。
範仲淹的憂國思想，最憂之處有三，即憂民、憂君、憂政。也可以說這是留給我們的政治財富。這是每一個政治家都要麵對的問題。
一、憂民。
他在文章中寫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就是說當官千萬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這一點。
政治就是管理，就是民心。官和民的關係是政治運作中最基本的內容。憂民生的本質是官員的公心、服務心，是怎樣處理個人與群眾的關係。人民永遠是第一位的，任何政權都是靠人民來支撐。一些進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這一點，強調“民為邦本”，唐太宗甚至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範仲淹繼承了這一思想並努力在實踐中貫徹。他認為君要“愛民”“養民”，就像調養自己的身體，要十分小心，要輕徭役、重農耕。特別是地方官，如果壓榨百姓，就是自毀邦本。
範仲淹從一〇一五年二十七歲中進士到一〇二八年四十歲進京任職前，已在基層為官十三年。這期間，他先後轉任廣德（今安徽廣德）、亳州（今安徽亳州）、泰州（今江蘇泰州）、興化（今江蘇南通一帶）、楚州（今江蘇淮安）五地，任過一些掌管刑獄的幕僚小職，最後一任是管鹽倉的小吏。他表現出一個典型的有知識、有理想、又時時想著報國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為。他按儒家經典的要求“達則兼濟天下”，但是卻揚棄了“窮則獨善其身”，隻要有一點機會，就去用手中的權力為老百姓辦事，並時刻思考著隻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穩定。
範仲淹的憂民思想體現在三個方麵，即為民請命、為民辦事和為民除弊。
一是為民請命，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情為民所係”。
關心民情，是中國古代清官的一種好品質、好傳統。就是說先得從思想上解決問題，要有一顆為民的心。鄭板橋就有一首名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出身貧寒，起於基層的範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麼變，憂民之心始終不變。一〇三三年，全國蝗、旱災害流行，山東、江淮地區尤甚。時範已調回朝中，他上書希望朝廷派員視察，卻遲遲得不到答複，他又忍不住了，冒殺頭之禍，去當麵質問仁宗：“我們在上麵要時刻想著下麵的百姓。要是您這宮裏的人半天沒有飯吃會是什麼樣子？今餓殍遍野，為君的怎能熟視無睹？”皇帝被他問得無言以對，就順水推舟說：“那就派你去賑災吧。”當年他以一個鹽吏因上書自討了一個修堤的苦差事，這次他這個諫官，又因言得差，自討了一份棘手難辦的賑災之事。但從這件事情上倒讓我們看到了他的辦事才幹。他一到災區就開倉濟民，組織生產自救。災後必有大疫，他遍設診所，甚至還親自研製出一種防疫的白藥丸。賑災結束回京後他還特意帶回災民吃的一種“鳥味草”，送給仁宗，並請傳示後宮，以戒宮中的奢侈浪費。他的這個舉動肯定又引起宮中人的反感。你去賑災，完成任務回來交差就是，何苦又要借機為宮裏人上一堂課呢？就你最愛表現，這怎能不招惹人嫉妒？他還給仁宗講了他調查訪問的一件實事。途中，他碰到六個從長沙到安徽的漕運兵，他們出來時三十人，現連死帶逃，還剩六人，路途遙遠，還不知能不能活著回到家。他深感百姓糧餉和運輸負擔太重。他對皇帝說：“知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度無度，天下安得不困！”
二是為民辦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利為民所謀”。
思想上愛民還不算，還得辦實事。他較突出的一件政績是修海堤。一〇二一年，範仲淹調泰州，任一個管理鹽倉的小官。當時泰州、楚州、通州（今江蘇南通）位於淮水之南，東臨黃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衝毀鹽場，淹沒良田，不但政府鹽利受損，百姓亦流離失所，逃荒他鄉。範仲淹隻是一個看鹽場的小吏，這些地方上的政務經濟上的事本不歸他管，但他見民受其苦，國損其利，便一再建議複修海堤，政府就幹脆任命他為災區中心興化縣的縣令。他製定規劃，親率幾萬民工日夜勞作在築堤工地。一次大浪淹來，百多人頓時被卷入海底。一時各種非議四起，要求停工罷修，範力排眾議，身先民工，親自督戰，前後三年，終使大堤告成。地方經濟恢複，國家增收鹽利，流離的百姓又回到故鄉。人們感謝範仲淹，將此堤稱為“範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範，以之為榮。曆代，就是直到今天，能為範仲淹之後仍是一種光榮。明朝朱元璋一次審查犯人名單，見一個叫範從文的人，疑是仲淹之後，一問，果是其十二世孫，便特赦了他。有一土匪綁票，見苦主名範希榮，再問是仲淹之後，立即放掉。可見範在民間的影響之大之遠。現在全國為紀念他而建的“景範希望小學”就有三十九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