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為民除弊。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敢於改革”。
他是一位行政能力極強的政要。他的憂民，絕不像其他官僚那樣空發議論，裝裝樣子。他能將思想和具體的行動進一步上升到製度的改革，每治一地，必有創造性的惠民政策。他在西北前線積極改革用兵製度。當時因戰事緊張，政府在陝西征農民當兵，士兵不願背井離鄉，便有逃兵。政府就規定在兵的臉上刺字，謂之“黥麵”。一旦黥麵，他永世，甚至子孫後代都不得脫離軍籍。範經調查後體恤民情，認為這“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就進行改革，邊寨大辦營田，將士可以帶家，又改刺麵為刺手，罷兵後還可為民。深得百姓擁護。
範仲淹是六十四歲去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積勞成疾，病體難支，但愈迸發出為民請命，大膽改革的熱情。一〇五〇年，他六十二歲時，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隻用傳統的調糧、賑濟之法，還以工代賑，大興土木，特別是讓寺院參加進來，用平時節餘搞基建，增加就業；二是大辦西湖的龍舟賽事，讓富人捐助，繁榮貿易，擴大內需；三是高價收糧，使糧商無法囤糧抬價。這些看似不當，也受到非議，但卻挖掘了民間財力，杭州平安度荒。
宋代稅收常以實物繳納，以餘補缺，移此輸彼，謂之支移，但運輸費要納稅人出。範在一〇五一年，去世前一年，知青州，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後一站。他見百姓往兩百裏外的博州納稅，往返經月，路途勞苦，還誤農時，運費又多出稅額的二到三成。農民之苦，上麵長期熟視無睹，範心裏十分不安。他就改革征稅方法，命將糧賦折成現金，派人到博州高於市價購糧，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務，免了百姓運輸之苦，還有餘錢。一般地方官都是盡量超征，討好朝廷。他卻多一斤不要，將餘錢退給青州百姓。
誠如他言：“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裏。”可以看出他的憂民是真憂，決不沽名，不作秀，甚至還要頂著上麵的壓力，冒被處分的危險。像上麵所舉之例，都是問題早就在那裏明擺著，為什麼前任那麼多官都不去解決呢？為什麼朝廷不管呢？關鍵是心中沒有裝著老百姓。所以“憂民”實際上是檢驗一個官好壞的試金石，也成了千百年來永遠的政治話題。這種以民為上的思想延續到共產黨就是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毛澤東專門寫過一篇《為人民服務》的文章。二〇〇四年是鄧小平百周年紀念，我受命寫一篇紀念文章，在搜集資料時，我問研究鄧的專家：“有哪一句話最能體現鄧的思想？”對方思考片刻，答曰，鄧對家人說過的一句話可做代表，他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大誌，就是希望中國的老百姓都富起來，我做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
二、憂君。
範仲淹的第二憂是憂君。他說“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管在朝在野都不忘君。封建社會“君”即是國，他的憂“君”就是憂國。不管在朝還是在野，時時處處都在憂國。
無論過去的皇帝還是現在的總統、主席，雖權在一人，但卻身係一國之安危。於是，以“君”為核心的君民關係、君政關係、君臣關係便構成了一國政治的核心部分。而君臣關係，直接涉及領導集團的團結是核心中的核心。綜觀曆史，曆代的君大致有明君、能君、庸君、昏君四個檔次；臣也有賢臣、忠臣、庸臣、奸臣四種。於是明君賢臣、昏君奸臣，抑或庸君與庸臣就決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質量。而又以君臣關係最為具體，君臣故事成了中國政治史上最生動的內容（比如，史上最典型的明君賢臣配：唐太宗與魏征；昏君賢臣配：阿鬥與諸葛亮；昏君奸臣配：宋高宗與秦檜等）。
範仲淹是賢臣，屬臣中最高的一檔；仁宗不庸不昏，基本上算是能君，屬於第二檔。他們的君臣矛盾，是比較典型的能君與賢臣的關係。在專製和權力高度集中的製度下，君既有代表國家的一麵，又有權力私有的一麵，臣子既要忠君，又要報國。這就帶來了“君”的兩重性和“臣”的兩重性。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別。遇明君則宵衣旰食，如履薄冰，勤懇為國；遇昏君則獨斷專行，為所欲為，玩忽國事。“憂君”的實質是憂君所代表的國事，而不是憂君個人的私事。忠臣憂君不媚君，總是想著怎麼勸君諫君，抑其私心而揚其公責，把國家治好。奸臣媚君不憂國，總在琢磨怎麼滿足君的私欲，把他拍得舒服一些。當然，奸臣這種行為總能得到個人的好處，而忠臣的行為則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範仲淹行的是忠臣之道，是通過憂君而憂國、憂民，所以，當這個“君”與國、與民矛盾時，他就左右為難。這是一種矛盾，一種悲劇，但正是這種矛盾和悲劇考驗出忠臣、賢臣的人格。
這種“四重奏”和“兩重性”的矛盾關係決定了一個忠心憂國的臣子必然要實事求是，敢說真話，對國家負責。用範仲淹的話說：“士不死不為忠，言不逆不為諫。”歐陽修評價他：“直辭正色，麵爭庭對”，“敢與天子爭是非”。仁宗屬於“能君”，他有他的主意，對範是既不全信任，又離不開，時用時棄，即信即離，類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而範仲淹既有獨立見解，又有個性，這就構成了範仲淹的悲劇人生。封建社會伴君如伴虎，真正的憂君，敢說真話是要以生命做抵押的。範仲淹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他說：“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齏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他將一切置之度外，一生四起四落，前後四次被貶出京城。他從二十七歲中進士，到六十四歲去世，一生為官三十七年，在京城工作卻總共不到四年。
一〇二八年，範仲淹經晏殊推薦到京任秘閣校理，也就是皇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這是一個可以常見到皇帝的近水樓台。如果他會鑽營奉承，很快就可以飛黃騰達。中國曆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俅、魏忠賢等都是這樣爬上高位的。但是範仲淹的“憂君”，卻招來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謫貶。
原來，這時仁宗皇帝雖已經二十歲，但劉太後還在垂簾聽政。朝中實際上是兩個“君”，一個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個實權之君劉太後。這個劉太後可不是一般人等，她本是仁宗的父親真宗的一位普通後宮，隻有“修儀”名分，但她很會討真宗歡心。皇後去世，真宗無子，嬪妃們都爭著能為真宗生一個孩子，好榮登後位。劉修儀自己無能，便想出一計，將身邊的一位李姓侍女送給皇帝“侍寢”，果然生下一子。但她立即抱入宮中，作為己子，就是後來的宋仁宗。劉隨即因此封後，真宗死後她又當上太後，長期幹預朝政，滿朝沒有一人敢有異議。範新入朝就趕上太後過生日，要皇帝率百官為之跪拜祝壽。範仲淹認為這有損君的尊嚴，君代表國家，朝廷是治理國家大事的地方，怎麼能在這裏玩起家庭遊戲。皇家雖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禮國禮不能混淆，便上書勸阻：“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麵之位，無北麵之儀。”幹脆再上一章，請太後還政於帝。這一舉動震動了朝廷。那太後在當“修儀”時先奪人子，後挾子封後，又扶帝登位，從皇帝在繈褓之中到現在已二十年，滿朝有誰敢置一喙？今天突然殺出了個“程咬金”，一個剛來的圖書校勘管理員就敢問帝後之間的事。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這種不懂家規的臣子？他即刻被貶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濟市）任副長官（通判）。範仲淹百思不得其解，十三年身處江湖之遠，時時想著能伴君左右，為國分憂，第一次進京卻一張嘴就獲罪，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閣隻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飯碗。
範仲淹第二次進京為官是三年之後，皇太後去世。也許是皇帝看中他敢說真話的長處，就召他回朝做評議朝事的言官——右司諫。我國封建社會的政府監察體製分兩部分：一是諫官，專門給皇帝提意見；二是台官，專門彈劾百官，合稱台諫。到宋真宗時期，諫官權已擴大到可議論朝政，彈劾百官。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穩定，台諫製度有其一功，它強調權力製約，是中國封建製度中的積極部分。便是皇帝也要有人來監督，勿使放任而誤國事。在推行製度的同時又在道德上提倡“文死諫，武死戰”，使之成為一種風氣。在中國曆史上從秦始皇到溥儀共三百三十四位皇帝，就曾有七十九位皇帝下罪己詔兩百六十次，做自我批評。這種對最高權力的監督和皇帝的自我批評是中國封建政治中積極的一麵。範二次進京所授右司諫官的級別並不高，七品，但權大、責大、影響大。範仲淹的正直當時已很有名，他一上任立即受到朝野的歡迎。這時的當朝宰相是呂夷簡。呂靠太後起家，太後一死他就說太後壞話。郭皇後揭穿其伎倆，相位被罷。呂也不是一般人等，他一麵收買內侍，一麵默而不言等待時機。時皇帝與楊、尚兩位美人熱戀。一日，楊自恃得寵，對郭皇後出言不遜，郭揮手一掌向她打去，仁宗一旁急忙拉架，這一掌正打在皇帝脖頸上，呂和內侍便乘機鼓動皇帝廢後。
後與帝都是穩定封建政權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關國運。就是現代社會，第一夫人也會影響政治，影響國事。以毛澤東那樣偉大的人，錯娶江青，對他個人、黨和國家都帶來惡果，不堪回首。範仲淹知道皇後一旦被廢，將會引起一場政治混亂。這種家事糾紛的背後是正邪之爭，皇後易位的結果是奸相專權。他聯合負責糾察的禦史台官數人上殿前求見仁宗。半日無人搭理。司門官又出來將大門砰的一聲閉上。他的強勁又上來了，就手執銅門環，敲擊大門，並高呼：“皇後被廢，何不聽聽諫官的意見！”這真是有點不知高低，要舍命與皇帝辯論了。看看沒有人理，他們議定明天上朝當麵再奏。
第二天，天不亮範仲淹就穿好朝服準備出門。妻子牽著他的衣服哭著說：“你已經被貶過一次了，不為別的，就為孩子著想，你也再不敢多說了。”他就把九歲的長子叫到麵前正色說道：“我今天上朝，如果回不來，你和弟弟好好讀書，一生不要做官。”說罷，頭也不回地向待漏院走去。“漏”是古代計時之器，待漏院是設在皇城門外，供百官暫歇等候皇帝召見的地方。範仲淹這次上朝是在一〇三三年，比這早四十六年，公元九八七年，宋太宗朝的大臣王禹偁曾寫過一篇很有名的《待漏院記》，分析忠臣、奸臣在見皇帝前的不同心理。他說，當大臣在這個地方靜等上朝時，心裏卻在各打各的算盤。賢相“憂心忡忡”，憂什麼？有八個方麵：安民、扶夷、息兵、辟田、進賢、斥佞、禳災、措刑，等到宮門一開就向上直言，君王采納，“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富庶”。而奸相則“假寐而坐”“私心慆慆”，想的是怎樣報私仇、搜錢財、提拔黨羽、媚惑君王，“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他說，既然為官就要擔起責任，那種“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的態度最不可取。他在這裏惟妙惟肖地描述和揭示了賢相與明君、奸相與昏君的兩個組合，還要求把這篇文章刻在待漏院的牆上，以戒後人。
不知範仲淹上朝時壁上是否真的刻有這篇文章，但範仲淹此時的確是憂心忡忡。他憂皇上不明事理，以私害公，因小亂大。這種家務之事，你要是一般百姓，愛誰、娶誰，休妻、納妾也沒有人管。你是一國之君啊，君行無私，君行無小。枕邊人的好壞，常關政事國運，曆史上因後賢而國安、後劣而國亂的事太多太多。同在一個唐朝，長孫皇後幫李世民出了不少好主意，甚至糾正他欲殺魏征這樣的壞念頭；楊貴妃卻引進家族勢力，招來安史之亂。
範仲淹正盤算著怎樣進一步勸諫皇上，忽然傳他接旨，隻聽宣旨官朗朗念道，貶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廬附近），接著朝中就派人趕到他家，催他當天動身離京。這果然不幸為妻子所言中，頓時全家老小，哭作一團。顯然這呂夷簡玩起權術來比他高明，事前已做過認真準備，三下五除二就幹淨利落地將他趕出京城。他一〇三三年四月回京，第二年五月被貶出京，第二次進京做官隻有一年時間。
如果說範仲淹第一次遭貶，是性格使然，還有幾分書生氣，這二次遭貶，確是他更自覺地心憂君王，心憂國事。平心而論，仁宗不是昏君，更不是暴君，也曾想有所作為，君臣關係也曾出現過短時蜜月，但隨即就如肥皂泡一樣破滅。範仲淹不明白，幾乎所有的忠臣都如諸葛亮那樣希望君王“親賢臣遠小人”，但幾乎所有的君王都離不開小人，喜歡用小人。
犯顏直諫的政治品德是超地域、超時代的，是一種可以繼承的政治文明。時間過了近千年，到了一九五九年廬山發生了一場中共高層領導的爭論，當然有對形勢和方針方麵的認識問題，但也有傳統的君臣政治理念和道德、人格上的問題。彭德懷當然是那個事件的一個主角，但在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身上卻更集中地體驗出這種矛盾衝突，而別有一種悲劇色彩。田的身份有點類似範仲淹初入朝在秘閣的工作，是最高領袖的身邊人。他雖對毛主席敬之如父，但在外地調查回來卻如實反映了毛不願意聽的情況，七月二十三日那天他在廬山上聽了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講話，更是憂從心底生，既為他所敬重的領袖犯錯誤遺憾，又為黨和國家的前途擔憂。他和幾個朋友來到山頂的一個亭子裏，俯瞰山下萬裏山河，更加心事沉沉。有人說這空空的亭柱上怎麼沒有對聯，田即張口憤然吟道：“四麵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其憂國、憂民又憂君的矛盾和痛苦可見一斑。他後來在“文革”中自殺明誌。於此例我們也可以看出憂君思想在中國政治長河中的影響。
三、憂政。
忠臣總是一片忠心，借君之力為國家辦大事；奸臣總是耍盡手段投君所好，為君辦私事。範仲淹一生心憂天下，總是在和政治腐敗，特別是吏治腐敗做鬥爭，並進行了中國封建社會成熟期的第一場大改革——“慶曆新政”。
一個政權的腐敗總是先從吏治腐敗開始。當一個新政權誕生後，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幹部。通常，官位成了勝利者的最高回報和掌權者對親信、子女的最好賞賜。官吏既是這個政權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蝕的對象和最不情願改革的階層。隻有其中的少數清醒者，能拋卻個人利益，看到曆史規律而想到改革。
一〇三五年，範仲淹因知蘇州治水有功又被調回京，任尚書禮部員外郎，知京城開封府。他已兩次遭貶，這次能夠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訓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這卻讓範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國家的政治危機。他又渾身熱血沸騰，要指陳時弊了。這次，範仲淹沒有像前兩次那樣挑“君”的毛病，他這次主要針對的是幹部製度問題。也就是由盡“諫官”之責，轉而要盡“台官”之責了。
原來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趙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帶兵之權，陰謀篡位當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學這一招來奪其子孫的皇位，就收買人心，凡高官的子孫後代都可蔭封官職。這樣累積到仁宗朝時，已官多為患，甚至騎竹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凡一個新政權五十年左右是一道坎，這就是當年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討論的“周期律”。到範仲淹在朝時，宋朝開國已八十年，吏治腐敗，積重難返。再加上當朝宰相培植黨羽，各種關係盤根錯節。皇帝要保護官僚，官僚要鞏固個人的勢力，拚命擴大關係網，百姓養官越來越多，官的質量越來越低。這之前，範兩次遭貶，三次在地方為官，深知百姓賦稅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間冤獄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敗。他經過調查研究，就將朝中官員的關係網繪了一張“百官圖”。一〇三六年他拿著這圖去麵見仁宗，說宰相統領百官，不替君分憂，不為國盡忠，反廣開後門，大用私人，買官賣官，這樣的幹部路線，政府還能有什麼效率，朝廷還有什麼威信，百姓怎麼會擁護我們。範又連上四章，要求整頓吏治。你想，拔起一株苗，連起百條根，這一整頓要傷到多少人的利益，如歐陽修所說：“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議之紛紛。”皇帝雖有改革之意，但他絕不敢把這官僚班底兜翻，範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個討嫌的人。呂夷簡對他更是恨得牙根癢，就反誣他“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那個仁宗是最怕大臣結黨的，呂很聰明，一下就說到了皇上的癢處，於是就把他貶到饒州（今江西鄱陽）。從他一〇三五年三月進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五月被貶出京，又隻有一年多一點。這是他第一次試圖碰一碰腐敗的吏治。
這次，許多正直有為的臣子也都被劃入範黨，分別發配到邊遠僻地。朝中已徹底沒有人再敢就幹部問題說三道四了。範仲淹離京，幾乎沒有人再敢為他送行。隻有一個叫王質的人扶病載酒而來，他舉杯道：“範君堅守自己的立場，此行比之前兩次更加光彩！”範笑道：“我已經前後‘三光’了。你看，來送行人也越來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請準備一隻整羊，祭祀我吧。”他堅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雖三次被貶而不改初衷。
從京城開封出來到饒州要經過十幾個州，除揚州外，一路上竟無一人出門接待範仲淹。他對這些都不介意，到饒州任後吟詩道：“三出青城鬢如絲，齋中瀟灑過禪師。”“瀟灑過禪師”，這是無奈的自我解嘲，是一種無法排解的苦悶。翻讀中國曆史，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懷才不遇、報國無門者的自嘲之聲。柳永屢試不中，就去為歌女寫歌詞，說自己是“奉旨填詞”；林則徐被謫貶新疆，說是“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辛棄疾被免職閑居，說是“君恩重，且教種芙蓉”。現在範仲淹也是，君恩厚重，讓你到湖邊去休息！饒州在鄱陽湖邊，風高浪大，範自幼多病，這時又肺病複發。不久，那成天擔驚受怕、隨他四處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饒州。未幾，他又連調潤州（今江蘇鎮江）、越州（今浙江紹興）。四年換了三個地方。他想起楚國被流放的屈原，漢代被放逐的賈誼，報國無門，不知路在何方。他說：“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情既齟齬，詞乃睽戾……天下指之為狂士。”範仲淹已三進三出京城，來回調動已不下二十次。他想，看來這一生他隻有在人們討嫌的目光中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