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忠臣注定不得休閑，就像周恩來雖多次遭毛澤東的批評，寫檢討，甚至被迫準備辭職，但救火的時候還是要用他。範仲淹也是這樣，自一〇三六年被貶外地四年後，西北戰事吃緊，皇帝又想起了他。一〇四〇年他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線指揮抗戰。一〇四三年宋夏議和，戰事稍緩，國內矛盾又尖銳起來。賦稅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動四起，仁宗束手無策。慶曆三年（一〇四三年）四月仁宗又將他調回京城任為副相，又免了呂夷簡的官，請範主持改革，史稱“慶曆新政”。這是他第四次進京為官了。
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麵說過，範仲淹第三次被貶就是因為上了一個“百官圖”，揭露吏治的腐敗。七年過去了，他連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敗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他立即上書《條陳十事》。
他說，第一條，先要明確罷免升遷。現在無論功過，不問好壞，文官三年一升，武將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個憂國憂民，“思興利去害而有為”的，“眾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有者素餐屍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曆曆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誌，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你看“國虛”“民怨”“小人得誌”“王者失政”，現在我們讀這篇《條陳》仍能感受到範仲淹那種深深的憂國憂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誌。
他條陳的第二條是抑製大官子弟世襲為官，就是說不能靠出身好當官。現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薦子弟當官，“每歲奏薦，積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銓曹（官署），與孤寒爭路”。範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這種排斥人才的門閥觀念和世襲製度。
他條陳的第三條是貢舉選人，第四條是選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係此人”。第五條是公田養廉。十條倒有五條有關吏治。後麵還有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等。我們聽著這些連珠炮似的言辭和條分縷析般的陳述，仿佛看到了一個痛心疾首、淚流滿麵的臣子，上憂其君，下憂其民，恨不得國家一夜之間扭轉乾坤，來一個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幹部製度向來是政權的核心問題。治國先治吏，曆來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為重點。不管是憂君、憂國、憂民，最後總要落實在“憂政”上，即誰來施政，怎樣施政。
“慶曆新政”的改革之初，仁宗皇帝對範仲淹還是很信任的，改革的決心也很大，仁宗甚至讓他搬到自己的殿旁辦公。範仲淹派許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員的政績，調查材料一到，他就從官名冊上勾掉一批贓官，仁宗即刻批準。這是一段君臣難得的合作蜜月。有人勸道：“你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範說：“一家人哭總比一州縣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幾個月，朝廷上下風氣為之一新。貪官收斂，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於新政首先對腐敗的幹部製度開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會有強大的阻力。他的朋友歐陽修最擔心這一點，專門向仁宗上書，希望能放心用範仲淹，並能保護他，不要聽信讒言。“凡小人怨怒，仲淹當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但是皇帝在小人之怨和紛紜的浮議麵前漸漸開始動搖了。他一次又一次地無法“自以身當”，終於在朝中難以立足。慶曆四年（一〇四四年），保守派製造了一起謀逆大案，將改革派一網囊括進去。這回還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結黨的弱點，把改革派打成“朋黨”。慶曆五年（一〇四五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徹底失敗，範仲淹被調出京到邠州（今陝西彬縣）任職，這是他第四次被貶出京了，這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中央工作。
慶曆六年（一〇四六年），範仲淹因肺病不堪北地的風寒，要求調鄧州（今河南南陽），這年他已五十八歲。生命已進入最後六年的倒計時。他自二十七歲中進士為官，四處奔波，四起四落已三十一年。自慶曆改革失敗後，他已沒有重回中央的打算。現在他可以靜靜地回顧一生的閱曆，思考為官為人的哲理。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從嶽陽送來一信，並一圖，畫的是新落成的嶽陽樓，希望他能為之寫一篇記。這滕子京與他是同年進士，又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線共過事，是慶曆新政的積極推行者。滕的一生也很坎坷，他敢作敢為，總想幹一番事，卻常招人忌，甚至被陷害。那一次在西北遭人陷害，虧得範力保，雖沒有下獄卻被貶嶽陽，但仍懷憂國之心，才兩年就政績顯著，又重修名樓。範仲淹看罷信，將圖掛在堂前，隻見一樓高聳，萬頃碧波。胸中不由翻江倒海，那西北的風沙，東海的波濤，朝中的爭鬥，饑民的眼淚，金戈鐵馬，閣中書卷，狄仁傑的祠堂，揳入西夏的孤城，仁宗皇帝忽而手詔親見，忽而揮袖逐他出京，還有妻子牽衣滴淚的阻勸，長子隨他在西北前線的衝殺……一起浮到眼前。他心中萬分激動，喊一聲：“研墨！”挑燈對圖，凝神靜思，片刻一篇三百六十八字的《嶽陽樓記》就如珠落玉盤，風舒岫雲，標新立異，墨透紙背。他把自己奮鬥一生的做人標準和政治理想提煉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震大千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啟後人。文章熔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於一爐，用純青的火候為我們鑄煉了一麵照史、照人的銅鏡。文章說是寫嶽陽樓，實在是寫他自己的一生。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範仲淹怎樣寫文章。
我們該怎樣做文章——文章達到的“三境之美”
一、一文、二為、三境、五訣。
在中國古代，文章是官員政治素質的一部分。立功、立德、立言三者缺一不可。古今有三種文章：一是官場應景，空話、套話，人們很快忘記；二是有一點思想內容，但行文不美（如大量的奏折、記、表等），人們也已經忘記；三就是以《嶽陽樓記》為代表的既有思想內容，又有藝術高度，是一種思想美文。
《嶽陽樓記》到底好在什麼地方？在下評語前，我們不妨先探究一下好文章的標準。概括地說可以叫作“一文、二為、三境、五訣”。
“一文”是指文采。首先你要明白，你是在做文章，不是寫應用文、寫公文。文者，紋也，花紋之謂；章者，章法。文章是一門以文字為對象的形式藝術，它要遵循形式美的法則，並通過這個法則表達作者的精神美。中國古代文、言相分，說話可以隨便點，既要落成文字，就要講究美。詔書、奏折、書信等文件、應用文字也一樣求美。古代是把文件寫成美文，而我們現在是把美文改成了文件，都一個麵孔。
“二為”是寫文章的目的，一為思想而寫，二為美而寫。既要有思想，又要有美感。文章有“思”無美則枯，有美無“思”則浮。
“三境”是指文章要達到三個層次的美，或曰三個境界。古人論詩詞就有境界之說。我現在把文章的境界細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景物之美，描繪出逼真的形象，讓人如臨其境，謂之“形境”，類似繪畫的寫生；二是情感之美，創造一種精神氛圍叫人留戀體味，謂之“意境”，類似繪畫的寫意，如徐渭（青藤）；三是哲理之美，說出一個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讓你口服心服，謂之“理境”，類似繪畫的抽象，如畢加索。這三個境界一個比一個高。
“五訣”是指要達到這三境的方法，我把它叫作“文章五訣”，即“形、事、情、理、典”。文中必有具體形象，有可敘之事，有真摯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還有可借用的典故知識。這一切，又都得用優美的文字來表達。這就是“一文、二為、三境、五訣”之法。
以這個標準來分析《嶽陽樓記》，我們就會驚喜地發現它原來暗合作文和審美的規律，所以成了一篇千古不朽的範文。請看全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嶽陽樓，增其舊製，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嶽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蘭，鬱鬱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裏，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嚐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
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全文共有六個自然段。
第一段敘寫這件事的緣起。以事起興，做一個引子，用“事”字訣。
第二段描寫洞庭湖的氣象，鋪墊出一個宏大的背景。借山川豪氣寫忠臣誌士之誌，用“形”字訣。
第三、四段作者借景抒情，設想了兩種“覽物之情”，創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通過景物描寫營造氣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訣和“情”字訣，由“形境”過渡到“意境”。連用淫雨、陰風、濁浪、星隱、山潛、商斷、船翻、日暮、虎嘯、猿啼等十個恐怖的形象。然後推出“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的傷感情境。連用春風、麗日、微波、碧浪、鳥飛、魚遊、芷草、蘭花、月色、漁歌等十個美好的形象，推出“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的快樂情境。
第五段導出哲理，作者將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設問：有沒有超出上麵那兩種的情況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了。這種人超出物質利益的誘惑，超出個人的私念：在朝為官，不忘百姓；被貶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時憂天下，危難時擔天下。進也憂，退也憂，那麼，什麼時候才樂呢？到文章快結束時才推出一聲絕響，一個響亮的哲理式結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做官要做這樣的官，做人要做這樣的人！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無私奉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用的是“理”字訣。這個道理一下講透了，這個標準一下管了一千年，而且還要永遠管下去！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題，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不管哪個時代、哪個國家的官員都有忠奸、公私、賢愚、勤庸之分。而公而忘私、“先憂後樂”是超時代、超階級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類共同的、永遠的精神財富。範仲淹道出了這種為人、為臣的本質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作者講完這個結論後，文章又從“理”回轉到“情”：“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寫出了一種超時空的向往和惆悵。
第六段，不經意間再輕帶一筆轉回到記“事”：“時六年九月十五日”，照應文章的開頭，像一個繞梁的餘音。至此文章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沒有用典），形美、情美、理美三個層次皆具，已達到了一個完美的藝術境界。
這篇文章的核心是闡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道理。但如果作者隻說出這一句話，這一個理，就不會有多大的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學藝術，是口號，是社論。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鋪墊，而且全都用優美的文字來表述，用了許多修辭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現之前，已先收“形境”“意境”之效，再加上貫穿始終的文字之美，形美、情美、理美、文美，算是“四美”了，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麵都分別達到了很難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滕王閣序》裏的一句話，就是“四美具而二難並”了，是一種高難度的美。
二、兩類作者，兩類文章。
雖然我們給出了一個“一文”的要求、“二為”的宗旨、“三境”的標準、“五訣”的方法，但並不是誰人拿去一套，就可以寫出一篇好文章。就像數學課上，不是老師教給一個公式，人人都能得一百分。這還得有一個艱苦的修煉過程。
凡古今文章，從作者角度分有兩大類。一類是文人、專業作家，如古代的司馬相如、李白、王勃，現代的許多專業作家。作者先從文章形式入手，已嫻熟地掌握了藝術技巧，然後再努力去修煉思想，充實內容，但無論如何，由於閱曆所限，其思想總難拔到很高的境界。就像一個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業績，其難也哉！第二類是政治家、思想家，如古代的賈誼、諸葛亮、魏征、韓愈、範仲淹，近代的林覺民、梁啟超，現代如毛澤東等人。這類作者是從思想內容入手，他並不想以文為業，隻是由於環境、經曆使然，內心積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噴，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達出來。當然，大部分政治家是寫不出好文章的，他們忙於事務，長於公文、講話、指示等應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沒有修煉到思想的美，很難做到“四美具而二難並”。但也有少數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時就有文章閱讀或寫作訓練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務之餘不忘治學（如人形體的後天訓練），於是便挾思想之深又借藝術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頂峰。就像一個美女後來又成就了偉功大業，既天生麗質，又驚天動地，百裏挑一。
因為有兩類作家，也就有兩類文章，“文人文章”和“道德文章”。中國文學傳統很重視政治家的“道德文章”，政治家為文是用個性的話說出共性的思想（如諸葛亮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毛澤東說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如果隻會用共性的語言說共性的思想，就是官話、套話，有理而無美，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傳。“文人文章”，求“美”而不求“理”，是以個性的語言說出共性的美感。常“美”有餘而理不足（如王勃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因為文章第一位是表達思想，“理境”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對來講，先入藝術之門，再求深造思想難；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藝術之門易。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由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專攻文章、以文為業的反倒少。曆史上的範仲淹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學者，也許他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當作一個作家。後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類的排行榜時，他也無緣入列。但這恰恰是他勝過一般文人之處，或者曆史根本就不忍心將他排入文人之列。這倒給我們一個啟示，每一個政治家都有條件寫出大文章，都應該寫出大文章。
這篇文章是對我國封建政治文明的高度總結。中國封建社會近三千年，政界人物多得數不清，曆朝皇帝三百三十四個（按理，他們是當然的大政治家），大臣官員更不知幾多。但能寫出《嶽陽樓記》，並被後人所記住、學習和研究的隻有範仲淹一人。現在我們知道要寫出一篇好文章是多麼不容易了。要做文，先做人。金代學者元好問評價範仲淹說：“範文正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壇為大家。其思想、其文采，光照千年。”
中國從古至今，內容形式都好，以一篇文章而影響了中華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為和文化思想的文章為數不多。我排了一下有十篇，它們是：
1.漢代賈誼的《過秦論》
2.司馬遷的《報任安書》
3.三國諸葛亮的《出師表》
4.晉代陶淵明的《桃花源記》
5.唐代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
6.宋代範仲淹的《嶽陽樓記》
7.文天祥的《正氣歌並序》
8.民國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
9.林覺民的《與妻書》
10.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
這些文章已經成為中華經典。什麼是經典？我在《說經典》一文中談道：“第一，經典是一個時代的標誌，空前絕後，比如我們現在不可能再寫出唐詩、宋詞；第二，已上升到理性，有長遠的指導意義；第三，能經得起重複，即實踐的檢驗，會常讀常新。人們每重複一次都能從中開發出有用的東西。這就是經典與平凡的區別。一塊黃土，雨一打就碎，而一塊鑽石，歲月的打磨，隻能使它愈見光亮。”怎麼才能達到經典的高度呢？這又回到我們開頭講的“一文、二為、三境、五訣”的標準。簡要來說，你得有很高的政治修養和文學修養，而且還要能有機地結合。而這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用美學大師黑格爾的話說這種人是天才，“一般來說有這種才能的人一遇到心中有什麼觀念，有什麼在感發他、鼓動他，他就會馬上把它化為一個形象、一幅素描、一曲樂調或一首詩。”藝術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如王羲之的《蘭亭序》、徐悲鴻的《馬》、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等。範仲淹在這裏是把他的政治理念化作了一篇《嶽陽樓記》。
好文章是一個人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下全部知識和閱曆的結晶，是他生命的寫照。其中不知要經曆多少矛盾、衝突、坎坷、辛酸、成功與失敗。這非主觀意誌可得，隻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個天才人物、一個曆史事件，甚或如一個太平盛世的出現，不是隨便就有的，它要綜天時地利之和，得曆史演變之機，靠作者的修煉之功，是積數十年甚或數百年才可能出現的一個思想和藝術的高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千年易過，好文難有。
範仲淹為我們寫了一篇千古美文，留下了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和政治財富，同時他也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載入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