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您研究佛教，信不信佛？他很幹脆地說：“不信。”這讓我很吃一驚，中國知識分子從蘇東坡到梁漱溟，都把佛學當作自己立身處世規則的一部分，先生卻是這樣的堅決。他說：“我是無神論，佛、天主、耶穌、真主都不信。假如研究一個宗教，結果又信這個教，說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沒有研究通。”
我還有一個更外行的問題：“季老，您研究吐火羅文，研究那些外國古代的學問，總是讓人覺得很遙遠，對現實有什麼用？”他沒有正麵回答，說：“學問，不能拿有用還是無用的標準來衡量，隻要精深就行。當年牛頓研究萬有引力時知道有什麼用？”是的，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牛頓當時如果隻想有用無用，可能早經商發財去了。事實上，所有的科學家在開始研究一個原理時，都沒有功利主義地問它有何用，隻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尋，不問結果。至於有沒有用，那是後人的事。而許多時候，科學家、學者都是再沒有看到自己的研究結果。先生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的那一份平靜，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裏。
有一次，我帶一本新出的梁漱溟的書去見他。他說：“我崇拜梁漱溟。”我就乘勢問：“您還崇拜誰？”他說：“並世之人，還有彭德懷。”這又讓我吃一驚。一個學者怎麼崇拜的會是一個將軍。他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敢說真話，這一點不簡單，很可貴。”我又問：“還有可崇拜的人嗎？”“沒有了。”他又想了一會兒：“如果有的話，馬寅初算一個。”我沒有再問。我知道希望說真話一直是他心中隱隱的痛。在骨子裏，他是一個憂時憂政的人。巴金去世時，他在病中寫了《悼巴金》，特別提到巴老的《真話集》。“文革”結束十年後他又出版了一本《牛棚雜憶》。
我每去醫院，總看見老人端坐在小桌後麵的沙發裏，挺胸，目光看著窗戶一側的明亮處，兩道長長的壽眉從眼睛上方垂下來，那樣深沉慈祥。前額深刻著的皺紋、嘴角處的棱線，連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顯出幾分威嚴。我想起先生對自己概括的一個字“強”，這一點他和彭總、馬老是相通的。不知怎麼，我腦子裏又飛快地聯想到先生的另一個形象。一次大會堂開一個關於古籍整理的座談會，我正好在場。任繼愈老先生講了一個故事，說北京圖書館的善本隻限定有一定資格的學者才能借閱。季先生帶的研究生寫論文需要查閱，但無資格，先生就陪著他到北圖，借出書來讓學生讀，他端坐一旁等著，好一幅壽者課童圖。漸漸地，這與他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疊加起來，曆史就這樣洗磨出一位百歲老人，一個經曆了由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間又經曆了“文革”和改革開放的中國知識分子。
近幾年先生的眼睛也不大好了，後來近似失明，他題字時幾乎是靠慣性，筆一停就連不上了。我越來越覺得應該為先生做點事，便開始整理一點與先生的談話。我又想到先生不隻是一個很專業的學者，他的思想、精神和文采應該普及和傳播，於是去年建議幫他選一本麵對青少年的文集，他欣然應允，並自定題目，自題書名。又為其中的一本圖集寫了書名《風風雨雨一百年》。在定編輯思想時，他一再說：“我這一生就是一麵鏡子。”我就寫了一篇短跋，表達我對先生的尊敬和他的社會意義。去年這套《季羨林自選集》終於出版，想不到這竟是我為先生做的最後一件事。而談話整理，總是因各種打擾，惜未做完。
現在我翻著先生的著作，回憶著與他無數次的見麵，先生確是一麵鏡子，一麵為時代風雨所打磨的百年明鏡。在這麵鏡子裏可以照出百年來國家民族的命運，思想學術的興替，也可以照見我們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