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先生處聊天，一般是我說得多些，考慮先生年高，出門不便，就盡量通報一點社會上的信息。有時政、社會新聞，也有近期學術動態，或說到新出的哪一本書、哪一本雜誌。有時出差回來，就說一說外地見聞。有時也彙報一下自己的創作，他都很認真地聽。助手李玉潔說先生希望你們多來，他還給常來的人都起個“雅號”，我的雅號是“政治散文”，他還就這個意思為我的散文集寫過一篇序。如時間長了我未去，他會問助手，“政治散文”怎麼沒有來。
一次我從新疆回來，正在創作《最後一位戴罪的功臣》，我談到在伊犁采訪林則徐的舊事。虎門銷煙之後林被清政府發配伊犁，家人和朋友要依清律出銀為他贖罪，林堅決不肯，不願認這個罪。在紀念館裏有他就此事給夫人的信稿。還有發配入疆時，過險地“果子溝”，大雪擁穀，車不能走，林家父子隻好下車蹚雪而行，其子跪地向天禱告：“父若能早日得救召還，孩兒願赤腳蹚過此溝。”先生的眼角已經飽含淚水。他對愛國和孝敬老人這兩種道德觀念是看得很重的。他說，愛國，世界各國都愛，但中國人愛國觀念更重些。歐洲許多小國，曆史變化很大，唯有中國有自己一以繼之的曆史，愛國情感也就更濃。他對孝道也很看重，說“孝”這個詞是漢語裏特有的，外語裏沒有相應的單詞。我因在報社分管教育方麵的報道，一次到病房裏看他，聊天時就說到兒童教育，他說：“我主張小學生的德育標準是：熱愛祖國、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和睦夥伴。”他當即提筆寫下這四句話，後來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雖舊，環境卻好。門口有一水塘，夏天開滿荷花。是他的學生從南方帶了一把蓮子，他隨手揚入池中，一年、兩年、三年就漸漸荷葉連連，紅花映日，他有一文專記此事。於是，北大這處荷花水景就叫“季荷”。但二零零三年，就是中國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進了三〇一醫院，開始治療一段時間還回家去住一兩次，後來就隻好以院為家了。“留得枯荷聽雨聲”，季荷再也沒見到它的主人，我也無緣季荷池了，以後就隻有在醫院裏見麵。剛去時，常碰到護士換藥。是腿疾，要用夾子伸到傷口裏洗膿塗藥，近百歲老人受此折磨，令人心中不是滋味，他卻說不痛。助手說，哪能不痛？先生從不言痛。醫院都說他是最好伺候的、配合得最好的模範病人。他很坦然地對我說，自己已老朽，對他用藥已無價值。他鄭重建議醫院千萬不要用貴藥，實在是浪費。醫院就騙他說，藥不貴。一次護士說漏了嘴：“季老，給您用的是最好的藥。”這一下壞了，倒叫他心裏長時間不安，不過他的腿疾卻神奇般地好了。
先生在醫院享受國家領導人待遇，剛進來時住在聶榮臻元帥曾住過的病房裏。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條件都好，但有兩條不便。一是病房沒有電話（為安靜，有意不裝）；二是沒有一個方便的可移動的小書桌。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書、寫作的習慣卻不能丟。我即開車到醫院南麵的玉泉營商場，買了一個有四個小輪的可移動小桌，下可盛書，上可寫字。先生笑嗬嗬地說，這就好了，這就好了。我再去時，小桌上總是堆滿書，還有筆和放大鏡。後來先生又搬到三〇一南院，條件更好一些。許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桌板上，如小學生那樣伏案寫成的。他住院四年，竟又寫了一本《病榻雜記》。
我去看季老時大部分是問病，或聊天。從不敢談學問。在我看來他的學問高深莫測，他大學時候受教於王國維、陳寅恪這些國學大師，留德十年，回國後與胡適、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潛、馮友蘭、吳晗、任繼愈、臧克家，還有胡喬木、喬冠華等。“文革”前他創辦並主持北大東語係二十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經翻譯，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種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國語言進行比較。試想我們現在讀古漢語已是多麼的吃力費解，他卻去讀人家印度還有西域的古語言，還要理出規律。我們平常聽和尚念經，嗡嗡然，不知何意，就是看翻譯過來的佛經“揭諦揭諦波羅揭諦”也不知所雲，而先生卻要去研究、分辨、對比這些經文是梵文的還是那些已經消失的西域古國文字，又研究法顯、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經，這經到漢地以後如何翻譯，隻一個“佛”就有：佛陀、浮陀、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等二十多種譯法。不隻是佛經、佛教，他還研究印度古代文學，翻譯劇本《沙恭達羅》、史詩《羅摩衍那》。他不像專攻古詩詞、古漢語、古代史的學者，可直接在自己的領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榮譽，他是在依稀可辨的古文字中研究東方古文學的遺存，在浩渺的史料中尋找中印交流與東西方交流的軌跡，及思想、文化的源流。比如他從梵文與其他多國文的“糖”字的考證中竟如繭抽絲，寫出一本八十萬字的《糖史》，真讓人不敢相信。這些東西在我們看來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會迷路而不得返。我對這些實在心存恐懼，所以很長時間沒敢問及。但是就像一個孩子覺得糖好吃就忍不住要打聽與糖有關的事，以後見麵多了，我還是從旁觀的角度提了許多可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