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左宗棠是以平定太平天國、撚軍、回民起義，收複新疆的武功而彰顯於後世的。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死後被諡號為“文襄公”，而人們對他最沒有爭議的紀念竟是一種樹，並不約而同地呼之為“左公柳”。可見和平重於戰爭，生態高於政治。環境第一，生存至上。
帶棺西行
十年前我就去過一次甘肅平涼，專門去柳湖憑吊那裏的柳樹。平涼是當年左宗棠西征、收複新疆的跳板，他的署衙就設在柳湖。左雖是個帶兵的人，但骨子裏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耕讀修身的知識分子。未出山以前他像諸葛亮那樣躬耕於湖南湘陰，潛心治兵法、農林、地理之學，後來雖半生都在帶兵打仗，但所到之處總不忘講農、治水、栽樹。他駐兵平涼時，於馬嘶鏑鳴之中還頗有興致地發現了一個三九不凍的暖泉，就集資修浚了這個湖，並手題“柳湖”二字，現在這遺墨仍立於水旁。那年來時，我的印象湖水泱泱，柳絲綿綿，老柳環岸，一派古風，內心隻是泛起了一點歲月的滄桑，並未深動。直到近年讀了幾本關於左公的書，才又引起對他的注意，去年秋天又專門重訪了一次柳湖。
由西安出發西行，車子駛入甘肅境內，公路兩邊就是又濃又密的柳樹。在北方的各種樹木中，柳樹是發芽最早的，當春寒寂寂之時，它總是最先透出一抹綠色，為我們報春。柳樹的生命力又是最頑強的，它隨遇而安，無處不長，且品種極多，形態各樣。我在青藏高原的風雪中見過形似古柏、遒勁如鐵的藏柳；在江南的春風細雨中見過婀娜多姿的垂柳。隻我的家鄉山西，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柳。北部的山坡下生長著一種樹形高大、樹冠渾圓的“饅頭柳”，其樹頭的分枝修長柔韌，常用來製草原上牧民用的套馬杆。而南部平原上的小河流水旁，卻生長著一種矮小的成灌木狀的白條柳，褪去綠皮，雪白的柳條是編製簸箕、笸籮、油簍等農家用具的絕好材料。現在我眼前的這種柳是西北高原常見的旱柳，它樹身高大，樹幹挺直，如鬆如楊，而枝葉卻柔密濃厚。每一棵樹就像一個突然從地心湧出的綠色噴泉，茂盛的枝葉衝出地麵，射向天空，然後再四散垂落，潑灑到路的兩邊。遠遠望去連綿不斷，又像是兩道結實的堤壩，我們的車子夾行其中，好像永遠也逃不出這綠的圍堵。
左宗棠是一八六九年五月沿著我們今天走的這條路進入甘肅的。在這之前的十一年，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分析中國：“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不幸言中，十年來，大清帝國在和西方列強及國內農民起義的搏鬥中已經精疲力竭，到了垮台的邊緣。雖有曾國藩、李鴻章這些晚清重臣垂死支撐，但還是每況愈下。李鴻章說，他就是一個帝國的裱糊匠，就在這時左宗棠橫空出世，為日落時分的帝國又爭得耀眼的一亮。
左宗棠算得上是中國官僚史上的一個奇人。按照古代中國的官製，先得讀書，考中進士後先授一小官，然後一步一步地往上熬。他三考不中便無心再去讀枯澀的經書，便在鄉下邊種地邊研究農桑、水利等實用之學，後因太平天國亂起，就隨曾國藩辦湘軍。一八六六年甘肅出現回民起義時，左正在福建辦船政，建海軍，對付東南的外敵。朝中無人，同治皇帝隻好拆東牆補西牆，急召他赴西北平叛。但這時的政局已千瘡百孔，哪裏隻是一個回民起義。甘肅之西，新疆外來的阿古柏政權已形成割據，而甘肅之東繼太平軍之後興起的東、西撚軍，縱橫陝西、河南、山東，如入無人之境。左受命時皇太後問西事幾年可定？他答，五年。並提出一個戰略構想：欲平回先平撚，先穩甘再收疆，一開口就擘畫出半個中國的未來形勢圖，其雄心和目光超過當年諸葛亮的隆中對。而這時清政府捉襟見肘，哪有這個實力。朝中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主流派幹脆主張放棄新疆這塊荒遠之地，是他力排眾議終於說動朝廷用兵西北。
左宗棠受命之後，先駐漢口指揮平撚，到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才進駐平涼，這年他已五十八歲。如果曆史可以回放的話，這是一個十分悲壯的鏡頭：一隊從遙遠的湖南長途跋涉而來的士兵，穿著南國的衣服，說著北方人聽不懂的“南蠻”語，艱難地行進在黃風、沙塵之中。隊伍前麵的高頭大馬上坐著一位目光炯炯、須發皆白的老者，他就是左宗棠。最奇的是，他的身後十多個士兵抬著一具黑漆發亮的棺材，在刀槍、軍旗的輝映下十分醒目。左宗棠發誓，不收複新疆，平定西北，決不回京。人們熟知“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破釜沉舟的故事，可有多少人知道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南國老翁，帶棺出征過天山呢？
綠染戈壁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軍事建樹曆史自有公論，我們這裏要說的是他怎樣首創西北的綠化和生態建設。左到西北後發現這裏的危機不隻是政治腐敗，軍事癱瘓，還有生態的惡劣和耕作習慣的落後。大軍所過之處全是不毛的荒山、無垠的黃沙、裸露的戈壁、洪水衝刷過後的溝壑。這與江南的青山綠水、稻豐魚肥形成強烈的反差。左宗棠隱居鄉間時曾躬耕農畝，他是抱著儒家“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準備種田教書、終老鄉下的。但是命運卻把他推向西北，讓他“達則兼顧天下”，兼顧西北。而且除讓他施展胸中的兵學、地學外，還要挖掘他腹中的農林水利之學。
麵對赤地千裏，他幹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樹，這當然是結合戰爭的需要（但古往今來西北不知幾多戰事，而栽樹將軍又有幾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寬三到十丈，東起陝西的潼關，橫穿甘肅的河西走廊，旁出寧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別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長三四千裏，後人尊稱為“左公大道”。一八七一年二月左下令栽樹，有路必有樹，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這是為鞏固路基，“限戎馬之足”，為路人提供陰涼。左對種樹是真有興趣，真去研究，躬身參與，強力推行。他先選樹種，認為西北植樹應以楊、榆、柳為主。河西天寒，多種楊；隴東溫和多種柳，凡軍隊紮營之處都要栽樹。他還把種樹的好處編印成冊，廣為宣傳，又頒布各種規章保護樹木。史載左宗棠“嚴令以種樹為急務”“相檄各防軍夾道植樹，意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複承平景象”。我特別想找到這個“檄”和“令”，即他下達的栽樹命令的原文，史海茫茫，文牘泱泱，可惜沒有找到。好在其他奏稿、文告、書信中常有涉及。他的《楚軍營製》（楚軍即湘軍）規定：“長夫人等（後勤人員）不得在外砍柴。但（意：隻要是）屋邊、廟邊、祠堂邊、墳邊、園風竹林及果樹，概不準砍。”“馬夫宜看守馬匹，切不可踐食百姓生芽。如踐食百姓生芽，無論何營人見，即將馬匹牽至該營稟報，該營營官即將馬夫口糧錢拿出四百立賞送馬之人，再查明踐食若幹，值錢若幹，亦拿馬夫之錢賠償。如下次再犯將馬夫重責二百，加倍處罰。”你看，他實行的是嚴格的責任製。左每到一地必視察營旁是否種樹。在他的帶領下，各營軍官競相種樹，一時成為風氣。現在平涼仍存有一塊《威武軍各營頻年種樹記》碑，詳細記錄了當時各營種樹的情景。
由於這樣頑強地堅持，左宗棠在取得西北戰事勝利的同時，生態建設也卓有成效。左一八六六年九月奉調陝甘總督，一八六七年六月入陝，到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奉旨離開，在西北幹了十多年。他剛到西北時的情景是“土地蕪廢，人民稀少，彌望黃沙白骨，不似人間光景”。到他離開時，中國這片最幹旱、最貧瘠的土地上奇跡般地出現了一條綠色長廊。他在奏稿中向皇上報告返京途中所見：“道旁所種榆柳業已成林，自嘉峪關至省，除堿地沙磧外，拱把之樹接續不斷。”“蘭州東路所種之樹，密如木城，行列整齊”。這對夕陽中的大清帝國來說真是難得的欣慰。要知朝中的主流派原是要放棄這塊疆土的啊，左宗棠力挽狂瀾，一人帶櫬出關，又排除種種刁難，自籌軍費，自募新兵，不但收回了這片失土，而且在向朝廷奉上時還將她綠化打扮一番。曾經的焦土、荒漠，現在綠風蕩漾，樹城連綿，怎麼能不讓人高興呢？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種了多少樹，很難有確切的數字。他在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的奏折中稱：“自陝西長武到甘肅會寧縣東門六百裏，……種活樹二十六萬四千多棵。”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肅其餘各州約有四十萬棵，還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種的樹，總數在一二百萬棵之多。而當時左指揮的部隊大約是十二萬人，合每人種樹十多棵。中國西北自秦之後至清代共有三條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修的馳道；二是唐代的絲綢之路（巧合，絲綢之路在宋元後已經衰落，它的重新發現並命名是一八七七年德國地理學家希霍芬在其新著《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依據的研究》首次提出，其時左宗棠正埋頭在這條古道遺址上修路栽樹）；三就是左宗棠開辟的這條“左公綠柳之路”，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的西北公路建設基本上是沿用這個路基。三千裏大道，百萬棵綠柳，這在荒涼的西北是何等壯觀的景色，它注定要成為西北開發史上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