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圖是從經濟上的自我異化，從商品被二重化為價值物（Wertding），即假想物和現實物的這一事實出發的。他致力於把勞動作為價值的基礎。他沒注意到，在做完這一工作之後，主要的事情還沒有做呢。因為，產品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離，並使自己固定為一個獨立的意識之外的經濟範疇王國。這一事實，隻能用社會勞動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因此，對於社會勞動本身首先應當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後用排除這種矛盾的方法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例如，自從在勞動中發現了價值的秘密之後，勞動本身就應當在理論上受到批判，並在實踐中受到革命改造。[19]
在對李嘉圖主義在價值理論上進行批判的同時，巴克豪斯也給出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真正內涵，即“對於社會勞動本身首先應當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後用排除這種矛盾的方法在實踐中使之神秘化”[20]。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本身，就是對於現實社會、勞動過程、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的理論把握，因此價值理論絕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學理論，而更有其哲學的內涵，更是理解馬克思社會理論的一把鑰匙。以商品、貨幣、資本為代表的價值“形式”，本身不再停留於經驗現象和主觀心理層麵上，而是深入到社會關係的層麵之上。正在這個意義上，巴克豪斯說：“對於馬克思來講，貨幣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符號’，而是表象和真實的複合體：獨立個體對象化了的社會聯係。”[21]進一步講，“馬克思對於經濟學範疇的批判超越了專業經濟學（Fach?konomie）的領域，以哲學範疇而進行的價值形式分析在其功能上可以理解為揚棄了專業經濟學的二律背反”[22]。巴克豪斯繼而深潛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文本中挖掘了這種“價值形式”的辯證法。商品—貨幣—資本這些價值的形式，背後所存在的僅是一個“物”（Ding），物在生產交換活動中獲得了價值的形式，而這些形式似乎也便具有了一種謎一樣的外殼。巴克豪斯引用了馬克思的話：“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23]而這種魔法妖術，“在自相矛盾的關係中表現了出來，商品是其自身同時也是與它不同的東西：貨幣。商品因而是同一性與非同一性的同一。商品本質上等同於貨幣，然而同時又與它不同。這種‘差異性中的同一’眾所周知被黑格爾的術語‘二重化’（Verdopplung）來加以指認”[24]。但是，對於商品和貨幣的二重化本身的研究，即對於價值的研究，卻不應該抽象到形而上學的概念之上，而應該在價值的自身差異運動中進行研究。價值在這個意義上絕非僵死的、無運動的“實體”，而是通過中介的運動不斷展現自身的“主體”。故而這種神秘的二重化也隻有在“人的聯係”之中才能夠得到破譯。我們現在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價值理論對理解馬克思的社會理論的貢獻。巴克豪斯這樣說道：
價值形式的分析對於馬克思的社會理論具有三個方麵的意義：它是社會學和經濟理論的結合點；它開創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和一種特殊的貨幣理論，這種理論確立了生產環節對於流通環節的優先性，並因而確立了與“上層建築”對立的生產關係。[25]
這樣，我們便獲得了對於價值理論理解的全新維度。必須承認，對馬克思價值理論的這種創新理解，在巴克豪斯所處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不僅在於回應了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新李嘉圖學派對馬克思價值形式理論的歪曲，為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和認識論思想提供一個新的維度，更為社會批判理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結合提供了一個可能。
通過巴克豪斯《論價值形式的辯證法》一文，我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勾勒出新馬克思閱讀研究綱領的基本特征和輪廓。我們在這裏進行一個簡要的歸納。首先，將理論焦點鎖定於馬克思的價值形式理論，將價值形式的辯證法當作馬克思資本主義研究的真正發現。其次，認為因為馬克思《資本論》的通俗化表述以及恩格斯的編輯，馬克思價值形式的辯證法思想被遮蔽了，因此需要重建馬克思價值形式的辯證法理論。最後，“新馬克思閱讀”強調邏輯的體係的方法，認為價值形式的辯證法的邏輯體係本身便是對資本主義曆史的一種思想上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