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沒過幾年，郭威病死，郭威的義子柴榮繼位為周世宗。割據一方的後漢宗族劉崇勾結契丹，企圖一舉推翻後周政權。根據馮道半個世紀的經驗，此次後周是保不住了，肯定又得改朝換代，自己雖已近苟延殘喘之年，還是要保住官位爵祿。
柴榮當時隻有三十四歲，年紀不大，卻很有膽識氣魄。當劉崇、契丹聯軍襲來時，一般大臣都認為皇帝新喪，人心易搖，不可輕動，但柴榮卻一定要親征。別人見柴榮意誌堅定，便願隨出征，不再多說，隻有馮道在一邊冷嘲熱諷地“固爭”，下麵的對話很能刻畫出馮道的心態：柴榮說：“過去唐太宗征戰，都是親自出征，難道我就不能學學他嗎？”馮道說：“不知陛下是不是唐太宗。”柴榮又說：“以我兵力之強，出擊劉崇、契丹聯軍，猶如以山壓卵，如何不勝？”馮道說：“陛下能為山嗎？”這些莫名其妙的話說得柴榮大怒，他私下裏對人說：“馮道太看不起我了！”
其實，馮道倒不是看不起柴榮，而是在為自己在下一個什麼朝代做官留下一條後路，弄一點投靠新主子的資本。
誰知柴榮還真不怕邪，親率軍隊，於高平之戰中大敗劉崇、契丹聯軍，以事實給了馮道一個響亮的耳光，就在柴榮凱旋之時，馮道也油盡燈枯，對在下一個王朝做官失去了信心。也許他因自己的判斷失誤而傷心吧，柴榮高平之戰的勝利終於送了他的老命。
馮道死在自己的家裏，死後無哀榮，身後境況淒涼。馮道死於後周顯德元年（公元954年），一生度過了七十三個年頭。馮道是封建官場的不倒翁，也是一個“長樂老”。在任後漢宰相時，馮道作一篇《長樂老自敘》，這是中國封建官場上的無恥宣言。在這一宣言裏，馮道把自己的履曆表填得一清二楚，洋洋得意地羅列自己的曆任官職及封號，甚至還包括契丹政權授予他的“偽官”，可謂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了！
【評議】
宋代的大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歐陽修痛罵馮道說：“可謂無廉恥者矣！”
馮道的確是一位“長樂老”。中國人說“知足者常樂”，馮道是有官就長樂；中國人說“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馮道是無官不能活，有官萬事足。
馮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學”，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場常勝將軍，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義也許就是教人怎樣做官，用他一生的實踐在向人們宣告著官場不倒的秘密：良心喪盡，善於投機。
治亂世要緩急相濟
【引言】
古代的開國帝王大都是在亂世中上台的，治理亂世，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則容易激出變故，太慢則無異於縱容，也容易給心懷二意的人製造機會，因此，治理亂世應該急緩相濟。
【事典】
後唐的李從珂雖然沒有值得稱道的地方，但總的看來還是一個很有頭腦的君王。他靠變兵擁立即位後，麵臨非常嚴重的局勢。當時，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擁兵自重、虎視眈眈，伺機想推翻他的統治，而朝廷內部則人心渙散，互相猜忌，各種矛盾和弊端也積重難返。李從珂對時局深感憂慮，很想有所作為，但又覺得沒有人能替他分憂。他抱怨宰相盧文紀等從沒有提出一點對朝廷軍國大事有益的建議。盧文紀等人因此上疏辯解說：“我們每隔五天進宮問候陛下起居平安，跟文武兩班官員列隊晉見，時間短暫，雖有例行的對話，但滿眼都是侍衛，即使有一點淺見，懾於您的威勢，也不敢當眾提出。請陛下恢複前代皇帝延英殿奏事製度，隻允許宰相和負責機要的臣屬在旁侍候，隻有這樣才能暢所欲言。”
李從珂聞奏，很不以為然，覺得他說得太過分了，就下詔說：“舊製五天進宮一次，文武百官退出後，宰相可以獨留，如果是一般的事務，不妨當眾奏報。如果事屬機密，當天不合適時，那就不管哪一天，都可以先到宮門呈報，我當然會把左右侍從全部遣開，在便殿接待，何必一定要沿用過去的延英殿奏事的名義。”
李從珂的話是對的，盧文紀等人沒有真知灼見，也沒有什麼責任心，的確沒有提出什麼有價值的建議，倒是一些下級官員的奏信頗有見識。
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疏狂直率，上書對朝廷及地方文武官員一一抨擊，對各種不合理的製度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議。他在奏疏中說：“朝廷用人，差不多都是濫竽充數。號稱‘將領’的人，沒有軍事常識，雖然身穿軍裝，手拿武器，可是這些人一旦到了戰時卻丟盔卸甲，失敗時則背棄部屬，先行逃走。號稱‘文官’的人，更是很少有真正本領、反而品德惡劣，當詢問他意見時，他們一無所知，目瞪口呆，說不出話；就是寫篇文章，也不得不請人代筆。這正是所謂虛設官職，浪費國家財力。現在，陛下維新中興，欲圖大事，正是改革弊政的時機。我建議，所有的軍官，凡是身穿鎧甲的，請下令本軍大將，逐個考試檢查他們的武藝，考問他們的兵法謀略。居低位而有將才的，就擢升他為高級將領，居高位而沒有將才的，貶作低級軍官。至於文職官吏，則由皇上親自出題，命中書令或宰相，對他們當麵考試，居下位而有大才，就擢升他任高官，居上位而沒有大才的，就貶作低級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