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牢之中，傳來溥恰的大笑聲：“若是如此，貧僧隻好在獄中了卻殘生了。”
永樂元年十一月，隨著天下日漸安定，此先一度被擱置的立儲之事重新被朝臣提起。率先議論此事的，正是一眾靖難功勳，話裏話外皆是請求立此子朱高煦為儲君。這一日朝會，袁珙在姚廣孝的授意下，身著道袍上朝，請求為大皇子朱高熾、皇孫朱瞻基看相，而後當眾說與眾臣聽：朱高熾與朱瞻基皆有天子之相，是為天命所在，不可違逆。群臣麵麵相覷，唯有朱棣聽出了袁珙話中的弦外之音。他不由想起多年以前，在王府之內的初次見麵，袁珙也是借口看相而來，為自己獻上了掃平天下的計策，那時的意氣風發，想來不免令人懷念。
朱棣沉聲說道：“諸卿的意思，朕已經聽懂了。立儲之事，朕已有決斷，這幾日便會下詔。”
當年末，朱棣終於下旨，立長子朱高熾為儲君，在皇帝出征在外之時，行監國之職。
立儲的消息塵埃落定時，袁珙深感使命已成，隨即向皇帝上書，言稱自己年邁，無心再理朝事，懇請皇帝放其遠走，朱棣知曉袁珙個性，於是並未多做挽留。
據坊間傳言，袁珙離開京師後，一路西行前往龍虎山修道，之後再無任何消息,無論是朱棣還是姚廣孝，在他們的有生之年，都再未見過袁珙。
永樂八年，龍虎山下的百姓皆傳，龍虎山上金光閃閃，之後一道青色劃破天際，似是得道之人羽化登仙之景。
永樂元年十二月，在內政和民生皆逐步邁入正軌之後，朱棣決心修一部巨著彰顯國威、造福萬代的曠世大典。早在洪武二十一年，太祖皇帝便有意修纂類書，商議編輯經史百家之言為《類要》，但因種種緣故並未修成。到了永樂元年，朱棣決心繼續完成太祖皇帝的遺誌，便令文淵閣大學士解縉等人修書，召集編撰一百四十七人，著書宗旨即為：“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至永樂二年，《文獻大成》成書，但朱棣親閱後甚為不滿，直言“所纂尚多未備”，令其回爐重造。為表事關重大，朱棣欽點姚廣孝擔任監修，將編纂隊伍擴大到了兩千人，參用京師文淵閣全部藏書。此書曆經五年修編，於永樂五年定稿，寫成兩萬兩千餘卷，僅目錄便有六十卷，成書一萬一千餘冊。
這一次，朱棣在審閱之後，一度熱淚盈眶，親自為其作序，並賜名：《永樂大典》。
在序言之中，朱棣揮筆寫道：“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盡開物成務之道，極裁成輔相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理至而宣人文粵......其書始於元年之秋，而成於五年之冬，總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名之曰《永樂大典》。聚其散而兼總其條貫，於以見斯道之大，而無物不該也。”
朝會之上，朱棣對百官言道：“此書乃是一統之作，象征我大明朝正統文治昌盛，更是盛世修典之壯舉。朕這一生，有此書，留史冊，無悔矣。”
此後十數年，在永樂一朝，七下南洋，五征蒙古，遷都京師，幕後皆有姚廣孝在其中出謀劃策。他果真履行了對溥恰的承諾，竭盡所能輔佐朱棣，為天下生民開創一個偉大的盛世。
永樂十六年，已跟隨朝廷遷至順天府居住的姚廣孝一夜之間重病纏身，不能上朝。朱棣下朝之後匆匆趕去慶壽寺相見，這對走過數十年風雨的君臣做了最後一番對話。屋中僅有君臣二人，未有旁人隨侍，因此史官無從得知倆人最後說了什麼，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姚廣孝的遺言中，明確提到了溥恰。
因為在皇帝離開之後，便給詔獄下旨：放年逾古稀的溥恰回到應天府，回到天界寺內居住,無人知曉，皇帝陛下是否在最後的時刻放下了對尋找建文帝的執念，旁人也無從求證。因為就在溥恰回鄉不久，便病逝在寺廟之中，臨終之際隻留下了一句話：師兄沒有負我，也沒負大明朝。
永樂十六年冬，有錦衣衛匆匆來報，姚廣孝消失在漫天風雪之中，滿城不見蹤跡。眾人隻在慶壽寺雙塔之間找到一件姚廣孝常穿的黑色僧袍，抖開一看，眾人才發覺，這件僧袍早已是破舊不堪。難以想象，它竟然十數年如一日地穿在大明朝開國以來最有權勢的僧人身上。
據寺中僧人所言，有弟子最後一次見姚廣孝，姚廣孝讓其給世人留下一句話：“道衍和尚一生罪孽深重，一手論佛道，一手興殺戮。圓寂後，不配成佛，空有佛心，卻仍是鬼麵，隻堪在輪回之中領悟修行之道。世間因果，首尾相銜，終是宿命輪回，天命有道，無可違逆。
我走之後，不必念我，惟願世間再無我。”
史載，大明永樂十六年冬，大雪紛飛，姚廣孝圓寂於京師慶壽寺，終年八十四歲。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