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靠什麼謀生呢？這時候，板橋的蘭、竹、石已經畫得十分出色，揚州更是全國的藝術品首屈一指的銷售市場。開始，板橋也賣過畫。但是，他的畫立意高雅，不為世俗所重；他又沒有什麼名氣，當然賣不出去。即便有時賣出一兩幅，收入也很不穩定。於是，他決定教館糊口。 板橋之所以做出這個抉擇，原因有二：一是按清朝的規定，教館要首先取得秀才的資格。先此，板橋已經取得了秀才的“文憑”。二是立庵先生就是靠教館持家，板橋可算“教館世家”，起手不難。 所謂教館，也就是俗稱的私塾。這種教育方式有塾師自設的學館，有地主、商人設立的家塾，也有屬於以祠堂、廟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舉辦的義塾（這一種免繳學費）。根據現有的資料，板橋的教館屬於第一種類型。很多讀書人在入仕途之前，往往一邊教書糊口，一邊讀書，為科舉做準備。起初，板橋在興化東門寶塔灣開館。大概在康熙五十六七年，板橋二十五六歲時，來到真州的江村教館。真州是宋時舊稱，清時叫儀征，也是一個繁華的地方。按《儀征誌·輿地》（道光刊本）引舊誌雲：“（江村）在遊擊署前，裏人張均陽築，今廢。”注雲：“興化鄭板橋燮嚐寓此，與呂涼州輩唱和，有聯雲：‘山光撲麵因新雨，江水回頭為晚潮。’”江村似為富商的別墅或園林所在地。從《鄭板橋集》及集外逸文中，看不出他與張均陽有過任何接觸，大概板橋隻是寄居江村而已。 板橋對教館生活是感到很痛苦和羞辱的。他步入仕途以後，還常常回憶起這段生涯，曾根據當時流行的《教館詩》略加改動，追述江村的教館生活： 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渡春秋。 半饑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囚。 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仇。 而今幸得青雲步，遮卻當年一半羞。 此詩對教館生涯寫得非常逼真、細致，反映了作者當時的窘境。他覺得自己寄人籬下，又像是做客又像是坐牢。當時，他在一首七律中坦率地向學生們表明心跡：“蕭騷易惹窮途恨，放蕩深慚學俸錢。欲買扁舟從釣叟，一竿春雨一蓑煙。”[19]他甚至想罷館不幹了。 當然，經濟拮據是使板橋產生這種感情的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卻潛藏在他的思想深處。首先，由於他懷抱“修齊治平”之誌，故而不甘淪落。他認為讀書—科舉—做官是一條“光明大道”。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認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主張治學要“經世致用”，引導人們正視現實，關注民生政治。與此相反，板橋始終是個“科舉迷”。他認為“明清兩朝，以製藝取士，雖有奇才異能，必從此出，乃為正途”[20]。他還讚歎說：“聖天子以製藝取士，士以此應之。明清兩朝士人，精神聚會，正在此處。”[21]他做官後寫信要堂弟努力讀書，說：“信此言，則富貴；不信，則貧賤。”[22]他還寫過一首《贈高郵傅明府並示王君廷》的詩，一開首就說：“出牧當明世，銘心慕古賢：安人龔渤海，執法況青天。”渴求用世之情，溢於言表。有這樣的思想基礎，對於教館，他當然痛苦，當然難堪，當然“欲買扁舟從釣叟”了。其次，藝術家可貴的品質，是竭力在作品中表現一種獨立的、無拘無束的個性和人格，而教館先生卻要仰人鼻息，既要考慮和家長的關係，又要顧及和學生的關係，這種生活、地位和他的氣質、追求格格不入。這就使板橋陷入了深深的矛盾、痛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