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勞天地成何事，撲碎鞭梢為苦吟。
——《曉行真州道中》
雍正六年（1728）春天，板橋三十六歲，寄寓在興化天寧寺讀書。
板橋之所以到天寧寺讀書，不外乎有這麼幾個理由：其一，天寧寺環境安靜，能擺脫家庭瑣務，潛心攻讀。其二，寺廟的齋飯較便宜，適合這個窮秀才的經濟能力。其三，板橋一生愛與和尚交朋友，天寧寺中亦當有與其友善者。
讀書的目的是集中精力攻讀經書，研習製藝，準備鄉試。由於清統治者采取“恩威並用”的政策，加強科舉製度，籠絡知識分子，於是，以考中舉人、進士為榮，也就成了社會風氣。前麵已分析過，板橋是自始至終熱衷於科舉的。他在這個時候，寄寓天寧寺攻讀經書，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不過，頗出人意料的是板橋對八股文的態度。八股文格式嚴謹拘板，內容限製狹窄，無論對個性、對感情的抒發以及形象思維，都是很大的束縛，因此，往往為一些古文學家所不齒。明末清初思想家、學者顧炎武謂八股之害甚於焚書。他與黃宗羲等人痛矯時文之陋，主張治學“經世致用”，棄虛崇實，力挽頹風。板橋生性豪放狂宕，對古文如《左傳》《史記》又極熱愛，且鑽研極深，按理說他應該擁護顧、黃的主張，反對八股。但事實上他對八股文有特殊的愛好。《板橋自敘》雲：“明清兩朝，以製藝取士，雖有奇才異能，必從此出，乃為正途。其理愈求而愈精，其法愈求而愈密，鞭心入微，才力與學力俱無可恃，庶幾彈丸脫手時乎？”簡直把繩索當寶貝，把鴆酒當甘露！在板橋的行囊中，時刻不離的兩本書，一本是徐渭的《四聲猿》，一本就是方百川的製藝文。方百川是清代成就最高的八股文家，也是青年鄭板橋崇拜的對象。天寧寺讀書時期，除了讀經書外，練習作八股文仍然是板橋的主要功課。
讀書生活既緊張、艱苦，同時又樂在其中。可惜板橋當時的感覺，沒有在詩詞中留下痕跡。我們隻能從現存的《四子書真跡序》中揣想其大概。
在天寧寺讀書時，板橋經常和同學陸白義、徐宗於聚集在一起談詩論文。夜深了，殘燈如豆，冷風將破廟走廊中的落葉吹得沙沙響，同學們談得起勁，都不願意離開。有時，月明如晝，他們在寺前的小坪裏談論，談到興頭上，還拔劍起舞，騎在門外的石獅子背上，議論起軍國大事來。三十幾歲的熱血青年，雖然身無半文，但是都雄心勃勃，要以天下為己任。
為了比賽記誦經文的生熟，他們到興化正街的紙坊買來很便宜的方格紙，默寫經文。板橋每天寫三五張或二三十張不等，用了一個多月，默寫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各一部。板橋所默寫，“語句之間，實無毫厘錯謬”。這足以說明他的誦讀之辛勤和純熟了。
板橋不僅能默寫經書，而且對於讀經有不同時俗的看法。他認為讀書的要義是“處而正心誠意，出而致君澤民”。無疑，板橋的這些議論是針對當時隻攻理學、不讀他書的理學之徒而發的。他認為“講理學者，推極於毫厘分寸，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雍正年間，南京孔廟的圍牆被風雨摧倒數丈，板橋借題發揮，說是因為“金陵城中齷齪秀才滿坑滿穀”，“辱被聖門”，孔子才“毀牆以示驅逐之意”。明末顧炎武曾堅持反對理學家們不讀經學原著而抱著幾本語錄空談的做法；板橋反對“簡而為提要”，抨擊“齷齪秀才”，在某種程度上說，是繼承了顧炎武等人的傳統。此外，板橋讀經書，還有一個高出時人之處，就是他不但鑽研經義，而且還把經書當成文學作品來學習。《板橋自敘》雲：“有時說經，亦愛其斑駁陸離，五色燦爛。以文章之法論經，非《六經》本根也。”這倒是和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宗經之旨有共同之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