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作籌劃求成功要依據“五事七計”，因其乃籌劃成功的標尺。
作戰中的“五事七計”，是講在平時或戰前，要從這十二個方麵同潛在的敵國情況進行比較，找出差距，以加強自己的建設或確定從事戰爭的對策。人生中的“五事七計”，也是要求在平時或競爭之前，要從這十二個方麵同現實的或潛在的對手進行比較，找出差距，以加強自身的修煉或確定競爭的對策。如此這般，勝利有望。由此可見，要把人生成功的標尺定在每一個具體的“五事七計”上。
歪門邪道的“卓見”、路數不正的同心，業道必敗。哪一企業的“幹將”有就業、創業、持企業致富的才能,應具體比較到“幹將”的智謀、誠信、仁慈、勇敢和嚴明。
《六韜》說：
“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虎鈴經》認為，氣候的冷熱、地形的險易相差很大，利用地形和氣候，在於了解有利和不利。企業的興旺，不能不講時運，天時地利因素就是時運。哪一企業有較好的企業規且能切實貫徹執行？
《尉繚子》雲：
“凡兵，製必先定。”
治企業亦然。綜合實力既指企業團隊（人），也指企業建設（物）；既指努力進取（主觀），也指天時地利（客觀）等。如今的社會，員工的素質對於企業的興旺甚有影響。人皆要鼓勵，及時適度的“賞”的鼓勵，能起激勵作用；人亦需鞭策，及時適度的“罰”的鞭策，可起策勵效果。
倘若將孫子的思想引申到現代的企業方麵，我們便可通過企業間的“五事七計”的比較，而得出企業建設的標尺。商場的其他各個層麵也都可以作如此的比較。倘若老板通過比較而能清醒頭腦，找出優劣，正確決策，老板便能取得商場上的一個又一個勝仗。
事業為重 名利為輕
孫子說：“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孫子?地形篇》
進不企求戰勝的名聲，退不回避違命的罪責，隻求保全民眾符合國君的利益。孫子認為，這樣的老板才是國家企業的寶貴財富。孫子的這段話就是老板的高境界。
曆史上大凡武功赫赫、戰績輝煌的將軍，無不坦誠剛直，居功自謙，不爭功名，不掩過失。秦末漢初著名軍事謀略家張良，輔佐劉邦，致力滅秦，振漢擊楚，平定天下，可謂“功高蓋主”，但他對功名視為“薄紙”，從不去爭，而對劉邦作戰指揮失誤卻從不忍讓，全力抗爭，使其改正。張良這種以功業為重、視名利為輕的風範，同當時群臣爭功名、圖富貴的行為形成鮮明的對照，體現了他難能可貴的將帥武德。
如果說“進不求名”是老板的高境界，那麼“退不避罪”也是老板的高境界。
唐太宗鼓勵群臣犯顏直諫。所謂犯顏，就是不怕言語直率引起皇帝的震怒。貞觀四年，唐太宗詔令修洛陽乾元殿，給事中張玄素諫道：“現在的財力物力遠不如隋時，可你要勞民傷財修這種工程，那還不如隋煬帝。”唐太宗一聽把自己比為隋場帝，不禁大怒說：“我不如隋場帝，比夏桀、殷紂又如何？”張玄素毫不畏懼地回答說：“如果你堅持要修此殿，鬧得天下動亂，就會落得和他們同樣的下場。”唐太宗醒悟了，下旨立即停工，並賞賜張玄素五百匹絹，獎勵他的“忠直”。
即使傻瓜也會為自己的錯誤辯護，但能承認自己錯誤的人，卻會淩駕於他人，而有一種高貴怡然的感覺。比方說，美國曆史上對南北戰爭時的李將軍有一筆極美好的記載，就是他把畢克德進攻蓋茨堡的失敗完全歸咎在自己身上。
畢克德那次的進攻，無疑是西方世界最顯赫、最輝煌的一場戰鬥。畢克德本身就很輝煌。他長發披肩，而且跟拿破侖在意大利戰役中一樣，他幾乎每天都在戰場上寫情書。在那悲劇性的7月的一個午後，當他的軍帽斜戴在右耳上方，輕盈地放馬攻擊北軍時，他那支效忠的部隊不禁為他喝彩起來。他們喝彩著，跟隨他向前衝刺。隊伍密集，軍旗翻飛，軍刀閃耀，陣容威武、驍勇、壯觀，北軍也不禁發出陣陣的讚賞。畢克德的隊伍輕鬆地向前衝鋒，穿過果園和玉米田，踏過花草，翻過小山。北軍大炮一直沒有停止向他們轟擊，但他們繼續挺進，毫不退縮。突然，北軍步兵從隱伏的墓地山脊後麵突出，對著畢克德那毫無防備的軍隊，一陣又一陣地開槍。山間硝煙四起，慘烈猶如屠場，更似火山爆發。幾分鍾之內，畢克德所有的旅長，除了一個之外全部陣亡，五千士兵折損五分之四。阿米士德統率剩餘部隊拚死攻擊，奔上石牆，把軍帽頂在指揮刀上揮動，高喊：“弟兄們，宰了他們！”他們做到了。他們跳過石牆，用槍把、刺刀拚死肉搏，終於把南軍軍旗豎立在北軍的陣地上。軍旗隻在那兒飄揚了一會兒，雖然那隻是短暫的一會兒，但卻是南軍戰功的輝煌記錄。畢克德的衝鋒——勇猛、光榮，然而卻是結束的開始。李將軍失敗了，他沒辦法突破北方戰線，而他也知道這點。南方的命運就這樣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