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作為企業老板的“帥”應該具有哪些素質呢？《孫子?計篇》說：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十一企業注孫子?張預》說：
“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為大將。”
作為企業之“將”，也應注意加強這“五德”的全麵修養，不可失之偏頗。
“智”即智謀。弗蘭西斯?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經濟管理是多門科學知識集合的邊緣科學，它既涉及自然科學知識，又涉及社會科學知識。作為企業老板更應該掌握淵博知識，識廣才能足智多謀。《孫子?謀攻篇》講“上兵伐謀”，雙方交戰，上策是挫敗敵方的戰略計謀。商戰中要想做到權變製勝，沒有足夠的知識是不行的。我們的企業老板應該努力使自己成為既懂一定的科學技術知識，又精通經營管理的內行。
“信”就是賞罰分明，恪守信用。《十一企業注孫子?杜牧》說：
“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
借“信”樹威之事例，古已有之。如商鞅獻策於秦孝公，進行變法，為取信於民，立三丈長木棍於城之南門，張榜宣稱：移置於北大門者，賞十金。但無人敢響應，遂再次曉諭：移置者賞五十金。終於有一人這樣做，於是商鞅信守諾言，按規定行賞。這種取信於民的做法，為“商鞅變法”的順利推行創造了條件。賞罰有信，值得我們搞現代企業老板三思。
福州某鉛筆廠原來有的職工有偷竊公物的行為，於是該廠規定：竊公物者開除出廠（留廠察看並工資降級）。後來果然有人不信會照此處罰，依然我行我素，最後工廠的處罰“逗硬”，於是這股歪風不久便被煞住。該廠還規定，在廠區內抽煙，一次罰款48元，在動了一次“真格”之後就消除了這種現象。
“信”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首先，要有信於己。其次，要施信於人。既要對自己的知識水平和管理能力充滿信心，也要對員工的智慧和力量、企業的資源條件和優勢充滿信心。此外，還要注重產品及企業的信譽，建立和維護企業在社會公眾中的良好商業形象。第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善於和敢於任用得力員工，充分相信對方的能力，並賦予其充分的權力。
“仁”即是“惠撫惻隱，得人心也”。作為企業老板，應該從生活上、事業上關心與幫助員工，既要曉之以理，又要動之以情；隻有通“情”達“理”，才能“上下同欲”，把員工團結在自己周圍，同甘共苦，開拓前進。反之，若企業老板“為富不仁”則人心離散，很難想象一個一盤散沙、矛盾重重的企業能夠在殘酷而激烈的商戰中能立於不敗之地。
“勇”即是勇敢果斷，“決勝乘勢，不逡巡也”。但勇不是一味莽撞，勇與謀應該統一起來，有勇無謀是冒失，有謀無勇是迂儒，智勇雙全，方可為將。《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巧設“空城計”，既是“勇”的表現，也是“謀”的體現。而被“空城”嚇跑的司馬懿錯失生擒諸葛亮的良機，追根溯源，還是他猶豫不決、遲疑不斷，不敢聚勢決勝，其才氣、勇氣較之諸葛亮就稍遜一籌了。在企業經營管理中，企業老板往往要在情況尚未完全清楚之時，瞅準時機果斷出擊，這就往往能取得佳績。
“嚴”即是嚴明軍紀法令，“以威嚴肅眾”。它既是嚴肅軍紀的手段，也是管理企業所必需的。紀律嚴明也應適度，做到嚴而有信，公正不偏。福建日立電視機有限公司是一企業成立於1980年12月的合資公司。該公司1982年的全員勞動生產率與其前身福建電子設備廠1980年同期的最高水平相比，提高了5.7倍，其總產值提高了6.7倍。生產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堅持“高賞重罰”。所謂“高賞”，是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不斷提高職工的工資福利水平；所謂“重罰”，是嚴格執行規章製度，剛正不阿，不徇私情。
現代企業總是由若幹人組成老板來進行管理的，這裏就有一個人才組合問題，而每個人所具備的“五德”又有高低之別和特長之不同。隻有把“五德”水平各有專長的人組合起來，實行集體老板，才能形成強大的整體力量。通過人與資源、科技三種因素綜合的作用，企業定會有美好的未來。
運用法律規章製度是一種老板力，老板可以超脫於繁瑣的日常工作之上，從而有更多精力去從事統籌方麵的主要工作。
商業競爭中，企業是作為一個整體和係統共同追求其戰略目標，而老板則是引導員工以其合力推動著企業的營運和戰略目標的實現。
正道正謀 法度適度
孫子曰：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
法。《孫子?始計篇》
孫子告訴我們人生在世，求生存謀發展要立足走正道，“五事七計”就是正道。
要講道德，和中華美德相吻合；講品格，同人性人格趨完善。要有“天”，即要有“天時”、“時機”、“機會”，準確地說要依靠“天時”，瞅準“時機”，抓住“機會”。要有“地”，即要有“地形”、“地勢”、“地利”，也就是要適應“地形”，借助“地勢”，利用“地利”。要有“將”，即要有“才智”、“才能”、“才幹”，展開來說就是心腦有“才智”，軀體有“才能”，四肢有“才幹”。還要有“法”，具體地說要有“製度”作保證，“法度”行約束，“適度”為準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