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汲清與陳傳駿是在患難中結的婚。1937年6月，黃汲清赴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屆國際地質會議，之後在蘇聯進行了為期3個多月的地質考察與學術交流。當年10月回到南京，日本侵略者已經打到了上海，黃汲清作為中央地質調査所所長，他率全所員工，輾轉到長沙。在長沙他與陳傳駿正式結為夫妻。嫁給地質郎的陳傳駿，從此也跟著過上了到處顛沛流離的地質之家的特殊生活。從結婚到1949年解放前的幾年裏，黃汲清不是出國就是天南海北出野外工作。陳傳駿除了那無時無刻的掛念外，就是撫養三個幼小的孩子，再者便是隨丈夫的單位與工作的變動而無休止地搬家。在結婚的頭10年裏，陳傳駿帶著孩子，繞著南京一重慶一北京來回搬家，不下10次。常言道，一次搬家就矮半截命。帶著孩子的陳傳駭已經記不得自己的青春少婦時期是怎麼過的。這位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在解放初的那次從南京逃離老家四川的路上，為了孩子能有一口飯吃，有一個不被天上飛機轟炸的棲身處，她竟屢次拉下髙貴的臉皮，像乞丐似的流著淚向別人苦苦哀求。
解放後，調到北京中央地質部工作的黃汲清當時身兼數職，一天忙到晚。陳傳駿為了能讓丈夫一心撲在為國家找礦的事業上，毅然放棄了自己心愛的教書職業，當起了一名家庭主婦，專門服侍夫君和三個年幼的孩子。平日裏，她為夫君的喜而喜，為夫君的愁而愁。更神奇的是，每當黃汲清心寬體胖時，她跟著也心寬體胖。隻要丈夫日日消瘦，她也即刻骨瘦如柴。三個兒女無不稱他們的母親是一個偉大的女性。
文革開始，黃汲清作為地質係統頭號反動學術權威外加特宇號國民黨X特務被揪出來後，一向很注意營養的黃汲清黃胖子的全家斯了高薪。他從300多元的一級教授待遇，變成了每月隻有15元生活費的牛鬼蛇神。他和老伴兩人的30元生活費要養活一家幾口人，咋個活法？經濟的窘境和精神上的打擊，使陳傳駿遭受了並不比大師輕鬆多少的嚴重摧殘。丈夫在地下室關押的日子裏，已近花甲之年的她每天支撐著弱不禁風的身子焦慮地到地下室附近的地方一小時兩小時甚至半天一天地等著，那時的她，多麼期待能瞅一眼幾十年相依為命的老頭子，然而她始終未能如願。
陳傳駿沒來得及用那微溫的身子為瘦得肋骨根根凸起的丈夫暖窩，1969年九大後，林彪的一號令又把京城攪得天翻地覆，鬼哭人嚎。劉少奇等走資派被遣送走了，國民黨大特務黃汲清也沒有逃過這場台風。名日疏散，可對那些被疏散對象與他們的家人來說，都知道這是一次生離死別。黃汲清的―女兩兒得知後，挽著那瘦得皮包骨頭的父親，哭得好淒慘。一向愛流淚的妻子此次一反常情，她不掉淚，也不說話，隻是那雙積滿怨傷的眼睛久久地發呆著。兒女們嚇壞了，商量著如何瞞著她悄悄送走父親。誰知，臨上火車前，陳傳駿卷起行李，對兒女們說：家交給你們了，我跟你們爸爸一起到江西幹校去！就這樣，她用那顆偉大的仁愛之心，伴隨丈夫度過91000多天喂豬生涯。1972年，黃汲淸被落實政策回京，時年68歲。那時，他變成了一個真正的老人了。黃汲清搖搖晃晃回到家的第一句話是這樣對兒女們說的：沒有你們的媽，今天你們接回的該是我的骨灰盒了。
陳傳駿今年88歲，比黃汲清小3歲。我第一次到他們家采訪，黃汲清大師已經去世半個多月了。家人都不敢告訴她這不幸的噩耗，他們知道告訴她這噩耗就等於終結她的生命。我望著這已是耳聾、眼花的耄耋壽星，心裏好難過。不過，我從心底與她全家人一樣，希望永遠給她帶去歡笑和老頭子還在醫院，挺好的消息。
女性的偉大常常使自認為了不起的男子們感到無地自容。我為大師有這樣的妻子而感歎！
關於黃汲清這位大師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他的學生，當年隨老師一起當豬倌的中國地質科學院的黃蘊慧有過一段叫人看後發笑又心痛的回憶：那是1970年春季，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將我和黃汲清先生等一起送進了江西峽江縣中國地質科學院的五七幹校，具體地點是江西峽江縣坑西村。自1971年夏天開始至1972年春天結束，在坑西村地科院所的養豬班裏，我們成了同班同學。每憶起那段時間，一個身穿藍色舊中山服，頭戴舊帽，腳穿高筒雨靴，攔腰捆紮著一個碩大的藍色粗布圍裙，手中揮舞著大竹掃帚，一天天掃著豬圈，圍著群豬奔波的瘦弱老人的身影，總會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腦際，揮之而不能去。這老人終日無言無語，總是靜悄悄地，細致地完成著自己分內的工作。該喂豬了，老人也不例外地得去挑豬食，重百十斤的兩個木桶，壓在老人的肩上，顫顫悠悠地、步履艱難地挑啊挑的，然後倒在豬食槽裏，呼喚豬兒來食。當時，有誰敢幫助他呢？又有誰敢改變這種情景呢？這老人是黃汲清老師！這時的黃老師已近70歲了，與我當學生時在南京鍾山上看到的那個矯健瀟灑的身影相比，差別是何等大啊！這差別當然不純粹是年齡上的。
養豬班的活計是肮髒而繁重的，為了一百多頭僵豬，每天要滿山遍野地打豬食、河溝裏撈水草、集市上拉穀糠、煮豬食、拌飼料、挑豬食、喂豬、掃豬圈、起豬糞……連我這個40多歲的中年人，都不知是怎樣過來的，更何況一個年近七旬的瘦弱老人！
養豬的同時，還是要進行思想改造的，黃老師在勞動的時候是要受人監督的。記得在一個大暴雨剛過的午後，豬班裏隻剩下了班長、黃老師和我。這位班長忽然心血來潮，非要三人全部出動去稻田田埂邊和小溝裏撈水草，理由是要抓住機會改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讓他好好地向貧下中農學習。暴雨過後的田埂是泥濘而易摔跤的，一個近70歲的老人如何能勝任？雖經我再三懇求：留下老人看家，我和他同去，但這位班長不同意，說：就是要改造他！那個時候，領導的意旨是不能違抗的。於是，三個人，三副籮筐出發了。碩大的籮筐壓在一個瘦小的老人身上，走在泥濘而狹窄的田埂上，自然是顫顫悠悠、顛顛簸簸、東倒西歪的，我這個40多歲的中年人也一樣走不穩啊！於是，年輕的班長就大聲吆喝：大家瞧啊！這就是每月300多元工資的大反動學術權威的能耐和嘴臉，什麼也不會幹，隻會吃！一路走，一路喊，在田裏操作的善良農民都笑著，看著我們，但卻無任何人響應這辱人的話語。下田間小溝裏撈水草就更糟了，路滑，水深，而黃老師卻一直在用他那顫顫悠悠的身軀，跟著班長的命令，指向哪裏，打向哪裏。實在讓人不能容忍了，我不得不鼓起勇氣，催促班長讓我們回去，問時也催著黃老師往回走。蛉的黃老師卻不敢啊，依然是聽日子班長的吆喝，我實在忍不下去了，才做出了抗漢。自動往西走，打道回府。這樣，三個人才挑著空擔返回了褚淛。現在想想，那時有些人，為什麼總想置人於死地夾？
我佩服黃老師，蒽服他即使在那艱苦的養豬班裏，也從沒有喊過一聲苦，叫過一聲累，更沒有向任何人乞求過幫助和憐憫，而總是默默地盡著自己最大的努力，搞好自己的本分工作。直到他調回北京，又從一個養豬人變成了地質大師。
每憶起這些無法解釋的往事，總有一股股酸澀的感情湧上我的心頭。世界級地質大師和養豬人，究竟誰對國家對人民的貢獻更大呢？
在那些特殊的年代裏，在中國的學術界和科技界，或許大家還沒有聽過哪個學科與門派之間的鬥爭，超過地學界的。
地學界的學科與門派之間的鬥爭，不僅僅是具體的圍繞大慶油田發現問題上的名利之爭，更多的已經上升到了激烈的政治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