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曾在總結中國地質史時這樣強調：地質科學的政治性比其他科學顯得，巧強烈。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一筆者注雖然我不怎麼質科學，但從辭海上我查到了它的解釋：所謂地質科學就是人們研究和探索以地球奧秘為主要對象的一門自然學科。為什麼一門自然科學有那麼強烈的政治性，而且是特別的強烈？我不明白，我隻好去討教地學史專家。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潘雲唐副教授等人給我講了地學領域許多鮮為人知的事，使我對李四光的話有了相對明晰的認識。同時，我又深深地為地學領域所特有的那些鬥爭史而震驚。因為一旦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鬥爭深人到一個科學領域，這種結果的殘酷程度更令人痛心。科學就是科學，本不該有那麼多的政治性，而一旦政治加人科學領域，科學就將麵臨滅頂之災。
其實，科學問題上的爭論本來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學科與學科之間的以及學科本身的正常爭鳴，是推動科學進步的基本動力。然而由於諸多因素，致使一些正常範圍的學術爭鳴，變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狹隘之爭，甚至發展到你榮我恥，你死我活的門戶之爭、政治之爭。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確，新中國的成立，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曙光。但是從客觀的曆史角度分析，我們應當承認，中國人民之所以能站起來，應該說是經曆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始的虎門銷煙、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及第一次第二次國內革命鬥爭、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等幾乎是沒有停頓過的各種鬥爭後才站起來的。無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摧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鬥爭是最波瀾壯闊的和徹底的一次革命鬥爭。新中國政府如果沒有幾千年來民族祖先遺留下的巨大物質與自然財富，那麼我們的共和國也不可能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強大的地步。
地質科學事業便是一個突出例子。
從20世紀初魯迅先生著的第一本地質學術著作，到1912年章鴻釗在孫中山的國民臨時政府下主持第一個政府地質部門，到1913年丁文江、翁文灝開設第一個地質調査科研機構開始，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的40多年裏，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也包括李四光在內，還有黃汲清、謝家榮、李春昱等一大批地質事業的先驅者和大師們，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地質科學。盡管在舊政府統治時，他們找到的真正可以用來支撐民族工業發展的礦山與礦產地並不算多，但在學術上，在科學的找礦理論與方向上，不僅成熟，而且已經走在了國際同行們的領先地位6解放後，我們開發的鞍山、大同、淮北、包頭、攀枝花、玉門、大慶……一大批著名的鋼鐵與能源基地，有幾個不是在解放前就已被地質學家們發現或者指出了的！包括20世紀80年代後期才進人開發的塔裏木油田，黃汲清在1942年就這樣明確指出過：這裏的油田的未來遠景是令人鼓舞的。這裏有圈閉很好的構造，以及足夠大規模生產的油田，此外，在深處還可望有更好的油層。
包括李四光的地質力學理論，最初始於20世紀的20年代。他的那部地質力學奠基之作地質力學的基礎與方法發表於1945年。李四光的另一個著名發現一中國第四係冰川則比此更要早十來年。
幾乎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地質科學事業在20世紀的形成與發展，在前半個世紀已經基本完成了它的研究與探索階段的艱巨使命，而在後半個世紀則是我們共和國很好地體現了團結和發揮這些知識分子的作用，並在他們成熟的科學思想指導下，完成一個又一個礦產資源基地的開發與實踐過程。
不計前人的功勞，就不是曆史唯物主義者。
忘卻曆史的作用，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
在地學人材與地質學科研機構方麵，粉中國政府幾乎是將舊政府的那班人馬全盤接收過來的在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從事地質科學工作的總人數不昆200入。研究機構主要是一個中央地質調查所和下屬十幾個省級地質調査所，加上李四光領導的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淠。這：；00來個人和幾個科研機構，在國民黨反動派逃往台灣的曆史轉析關失，化乎全部留在了大陸，後來新中國中央人民政蒞成立的犖一個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及後來成立的地質部，其主要技術骨幹與主要領導人都是這一批人。
這200來位地質科學工作者，為了完好地保存機構，迎接新中國成立，當時與蔣介石的國民黨反動政府曾展開了可歌可泣的戰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黃汲清的好友、當時任所長的李春昱教授等人為保護中央地質調查所的鬥爭史詩。
1948年底，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後，人民解放軍兵臨南京城下。國民黨南京政府驚恐萬狀，勒令各機關迅速撤離。中央地質調査所所長李春昱因為經常秘密收聽共產黨的電台廣播，所以有心不想隨蔣介石的舊政府撤離。但是在國民黨總統府鼻子底下，要把一個享有國際聲譽的完整的科研機構的全套人馬留下來可不是件簡單的事。這需要勇氣，更需要膽略。李春昱找到了尹讚勳、侯德封、謝家榮等幾位調查所元老秘密商量。大家的意見一致：堅決留下，不跟蔣介石走。黃汲清當時在國外考察，李春昱無法與其聯係。時間一天比一天緊，國民黨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打電話來催促，到後來中統、軍統的特務也滲到了調查所駐地做耳目。麵對如此形勢，李春昱等人機智地與敵人周旋。當時要把機構留下來，連職工家屬幾百號人不露任何蛛絲馬跡外，另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必須保證在混亂與經費斷絕的情況下，維持員工及家屬生活，困難實在不小。
後來，李春昱向擔任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老友孫越琦借了兩卡車斤大米，又發動大家儲備了油、鹽、鹹菜等物，首先安定了人心。可在國民政府機構大批撤離之時，惟獨地質調查所不撤顯然太紮眼了。怎麼辦？此時，孫科任院長的國民政府行政院已遷往廣州，主管地質調查所的經濟部部長三天兩頭打電話派人來催李春昱搬遷。再要想瞞天過海拖著不走是不可能的，而且李春昱清楚，他的上司還有兩位政府大員對地質調查所內情是太熟悉了，如果他們不支持或到蔣介石麵前說一句不三不四的話，那麼整個計劃就會成泡影。這兩個人就是孫越琦和翁文灝。孫不久就任經濟部長，直接主管地質調查所。翁文灝則是孫科的前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又是與丁文江一起把地質調査所創建起來的太師爺，對所裏的控製力遠在李春昱之上。李春昱知道，要把地質調查所留下來，先得越過這兩位神仙。李找到孫越琦，孫先是一笑，然後將他拉進裏屋，說不瞞老弟，我也在做留大陸的準備。孫越琦後來確實留了下來，並一直服務於新中國。現在這位老人仍健在，據說今年已有103歲。李春昱從孫家出來，已見半天明媚。後來他又到行將離開南京的翁文灝府上。當時，翁文灝十分感慨道我被共產黨列人戰犯，名列第五位，不暫時避一避是不行了。李問：難道先生要隨蔣到台灣？翁搖搖頭，很灰心地說我在蔣手下幹了那麼多年，要說有點成就的話，也隻有地質開礦，其他的事就不值得一談，做官我也不是那塊料。到那邊一塊小地方又沒啥地質開礦的事幹，其他的我已不感興趣了。順其自然吧！先生，假若我們把調查所留下，你有什麼看法？李春昱與黃汲清一樣，是翁文灝的得意門生和老部下，他認為在決定地質調查所前途與命運的此時此刻，征求這位導師和創始人的意見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