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李春昱心裏也一直打鼓，萬一老先生不同意咋辦？翁文灝似乎看出了學生的心思，便十分明確地告訴他：你們不走是對的，做科學工作的，共產黨來了不會殺頭的！李春昱是含著熱淚離開翁府的。
在人民解放軍開進南京城的前夜，李春昱一麵組織幾位心腹到長沙租了幾間房子並掛起了中央地質調查所臨時辦公處的牌子以掩耳目，一麵組織本所職工在南京晝夜巡邏，以防不測。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舊政府的中央地質調查所這個當時全國最大的地質機構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8月1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委員會發出財經工字第一號令，將這個地質調查所劃歸財經委計劃局領導。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國第一個地質工作機構一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黃汲淸、李春昱等原中央地質調查所的絕大多數工作人員都被任命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1948年出國，1950年上半年回國不久的李四光被委任為該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是尹讚勳和謝家榮。73歲的中國地質界元老章鴻釗被聘為顧問。
被列入戰犯名單的翁文灝此刻流亡隱居在法國。半年後他在周恩來的關懷下回到祖國。因為翁在國民黨政府的特殊地位，故在他回國之後再沒有重新回到他心愛的地質事業上。黃汲清曾向中央建議讓翁當地質圖書館館長之職，但沒有得到同意。後翁一直從事統戰工作。1954年12日，翁文瀕當選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任民革中央常務委員，1971年1月27日，病故於北京，終年81歲。
在保護中國地質力量的鬥爭中建立卓越功勳的李春昱在反右時，也戴了頂右派帽子。文革中，他被發配到陝西白水縣本從圖公社勞動改造。老先生很天真，以為要終老田疇了，便把夫婦倆補發的6300元錢一分不剩地捐給了公家。有人問起他何以出此義舉時，他據實相告：到地裏幹活，要那麼多錢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瞧，一個書卷氣十足的老頭兒。
書卷氣十足的不僅僅是李春昱一個人。黃汲清是，老夫子章鴻釗是，被迫害致死的謝家榮、孟憲民是，還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沒有提到的其他諸多科學大師，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充滿了那種書卷氣。其集中表現在，他們為人處世上的坦誠，追求事業上的執著，對待自我的嚴律，以及生活上的簡樸廉潔。如果我們有機會走近這些大師，你就不難發現他們在這些方麵所體現的道德風尚和人格力量，有太多催人淚下的故事和太多讓你肅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一次踏進黃汲清大師的家采訪，他的兒子將我領到裏麵的一間10多平方米的房子。屋子裏有一張高低床，床的左邊是一個20世紀70年代流行的那種黃裏發紅的三門櫃，右邊是一張普通的三屜寫字桌。除此，還有放在床的下端貼牆處的一個50年代流行的舊五屜櫃和斜支在旮旯的一個放著不少書籍與資料的書架。開始我以為這是大師家一間閑置著的傭人小臥室，後來主人告訴我這就是大師的起居室。當時我很驚詫，怎麼也不相信這是一位部長級待遇的大科學家、院士、全國政協常委住的地方。平日裏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幹部的房間都絕不會是這種蹩腳的家具呀！
後來大師的小兒子講述的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驚。他說，他父親90歲生日1994年時，來了一些親朋好友，老頭子很要麵子，想找家烤鴨店請一頓飯。可老伴半天不吱聲。黃汲清急了，問怎麼回事？老伴告訴他手頭就剩200多塊錢，上一次館子還不得千把塊！黃汲淸再也沒有吱聲。後來還是女兒和大兒子回來解了圍：自己動手，在家裏弄了一桌飯。大師的小兒子告訴我，他在美國工作還算可以，姐姐和哥哥家的生活並不算寬裕。父親身邊除了老伴，還有一個孫兒和保姆，平時家裏來來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開支全得靠當院士的父親那份1200來元的工資。在80年代初，父親的工資600來元，後來是800來元，那時還能對付。到90年代後，他的工資加院士補貼漲到1200元，可摳著花還是月月空。黃汲清有不少弟子，過去幾十年裏，隻要到他家，就甭客氣，逢吃飯就坐下吃，吃了就抹抹嘴走人。可越到後來特別是近幾年，他的弟子心裏不好受：留下吃一頓就等於添恩師一份愁呀！這幾年社會上流行名目繁多的各種評審會、研討會等等，黃汲清是國內外有名望的大科學家，所以請他當什麼評委、名譽主席的多得很。明白人都清楚，這些都不是白當的，隻要去會場上坐一下，露個麵，或者根本不用去，電話裏應一聲，別人就會送上少則二三百元，多則幾千元！黃汲清不幹，他找來助手，說：給我在報紙上發個聲明，凡是這一類東西，我一律不參加！助手告訴他說這樣的聲明報上不好發。他就說：那你就告訴所有來函來電的邀請者，我黃汲清絕不當評審院士，助手照辦了。可經常到大師家的助手，知道大師家的生活窘境5有時想說服他適當地參加一些不是蒙人的評審會。大師一聽就搖頭擺手，說我也不是反對專家去參加評審工作，可是一拿人家的錢物，你心氣就短了，心氣一短你說話談意見就會受影響，最後評審出來的東西就會不真實，就會誤人誤事誤國家呀！從此助手再電不提了，而大師的生活依舊那樣清貧。80年代，在大學教授和名名聲的專家中流行當博導博士研究生導師！這博導不僅可以提高自己的聲望，而且還根據你所帶的人數給於待遇呢！於是有人一下就帶幾個甚至十幾個博士研究生。論黃汲清的資格，當博導的博導都不成問題。本來嘛，他的許多學生此時早就是博導了。可大師就是不願帶。他說：過去師傅帶徒弟都是單傳，最多帶兩個，這才能嚴師出高徒。
一下子讓那麼多年輕人到你身邊，你一個星期上不了兩堂課，這不是不負責任嘛。我不幹。再說我現在年紀大了，跑不了野外，哪能光用書本上的東西教學生呢？在大師去世前兩個多月，他要出席在中南海隆重舉行的何梁何利獎頒獎會。這是中國科技界的最高榮譽獎，頒獎者是李鵬總理。臨出家門時，大師有些發愁，因為他找不到一件像樣的衣服。後來，全中國和全世界人在電視新聞中看到的第一位走向頒獎台的黃汲清，穿的是一件黃裏發白的舊羽絨大衣。這是兒媳在好幾年前給他買的。100萬港幣的獎金拿到手時，何梁何利獎出資人中的一位女士悄悄走過來對黃汲清說：這錢不算多，老先生您拿著它享享福吧！大師當時一笑，沒有說話，回到單位，就把這100萬元獎金拿了出來，設了一個黃汲清地質學獎勵基金。
當我為大師這樣為國家、為世界科學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人卻生活貧苦而不平與驚歎時，我更對他及他好友的那種書卷氣感到由衷的崇敬。在我們今天的芸芸眾生中，這種很可愛其實也很珍貴的書卷氣是否太少了！當人與人之間發展到除了金錢便一切換取不回的時候，是否也預示著社會的基本人倫與民族美德開始進人淪喪的危險境地！
我沒有像黃汲清等大師那樣熟讀四書五經，也沒有像黃汲清等大師那樣沿著四書五經所規範的道德與哲學去開創自己的人生。不過，有一點我似乎已從他們的身上悟出：凡是太多書卷氣的人，憑著他們剛正不阿和天真的性格，一旦遇上小人，吃虧便是他們無可逃避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