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代精神結構的另一個支點上，是當代人類社會生活本身的現實發展。對此，我們可以從一個表層問題入手，即馬斯洛的科學人本主義為什麼發生在當今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而不是印度、埃塞俄
比亞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我以為，這也並不是偶然的，因為馬斯洛的人學是當代社會實踐新格局的必然產物。他展示了人類在社會生活豐裕物質條件中凸現出來的新的發展可能性。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說馬斯洛屬於時代。
在今天的社會發展中，當代資本主義的確是大大地向前走了。大家都知道，20世紀初，西方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處境都是十分困難的。雖然，從19世紀末，通過在原來自由資本主義框架內部的資本集中和壟斷等高強措施，也曾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衝突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可是，緊接著卻又是來自再生產總體和社會深層結構的更大規模的經濟危機。20世紀20年代末，資本主義國家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周期振蕩幾乎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構架產生了深深的裂縫，在外部，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工人運動的高潮又從政治上威懾著資本主義的製度。在人們眼中，資本世界似乎就要垮台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垂死性的政治斷言似乎立刻就會兌現。可是，此時人們卻忽略了馬克思曾經標注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種內在的功能上的“靈活性”,在關鍵時刻，它能夠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①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並不會使自己的社會生產關係凝固化。在生產力發展的壓迫下，它必定會在一定的限度內不斷地去進行適應性調整，以維係自身的生存。很顯然，當代資產階級急需一種能緩解生產方式衝突、醫治危機和失業，以解救資本主義的靈丹妙藥。於是，凱恩斯主義便應運而生了。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②在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此書中，他試圖直接從總體上、從宏觀需求本身的不平衡來說明就業等根本問題出現不平衡的原因，因而提出必須由政府來調節經濟，促使總需求與總供給相適應的觀點。他認為，擴大國家對經濟的幹預，是“唯一切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③。連凱恩斯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這一帖藥方竟然成了當代“經濟學中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先導。其實，凱恩斯主義隻是一種理論表征，這種衝動的真實基礎是我們先前已提到的那種來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激烈衝突。在凱恩斯《通論》發表以前，美國人已經有了向國家壟斷和調節發展的羅斯福的“新政”,而西方經濟學界也普遍出現了要求政府調控經濟的呼聲。凱恩斯無非是將這一趨向在經濟理論上係統化了。
在這裏，我們需要弄清楚“凱恩斯革命”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我們知道，按照馬克思的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根本矛盾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格局的衝突，生產力要求社會整體對生產本身的控製和自覺調節，這種結果將是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破裂和社會主義的出現。可是，有沒有可能在保存私有製的前提下，達到與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相適應的可能性呢?馬克思沒有論及。我們發現，凱恩斯主義的實質正是這樣一種邏輯躍遷，即通過資產階級以一個整體(國家)來占有生產資料的形式，對應於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整體要求；同時，生產過程從外在的盲目客體運轉(“類似自然界的形式”)向宏觀的主體控製(總體資本家)過渡，使價值規律的“看不見的手”變成人的看得見的手。這種來自生產方式內部的結構調整和功能轉換，其結果必然是大大緩解了生產方式內部的衝突，從而使經濟發展過渡到一個新的層麵上來：生產力的新的長足進步。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凱恩斯革命”的催化劑。一方麵，戰爭的爆發使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現象消失，使停滯的經濟轉向戰時的高漲。另一方麵，戰爭使資本主義迅速成為國家軍事資本主義。首先在聯邦德國和日本，然後是整個西方。更重要的是，在戰爭結束以後，國家的全麵壟斷和調節經濟的措施已由戰時特殊局勢下的非常手段轉變為經常性的製度，成了現代資本主義再生產全部運行機製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在這一新階段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采取的幹預經濟的主要措施有：(一)國家的計劃與預測，這是用來克服市場自發勢力盲目破壞性的手段；(二)加強經濟的國家一體化，使資本集團統一起來，成為一個主體；(三)加強對科研和新技術應用的國家控製，人的科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