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1860—1904）出生於俄國羅斯托夫省塔幹羅格市。他的祖先是農奴。直到1841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盧布的贖金換取了本人及家屬的人身自由。他曾經這樣說：“在我的血管裏流淌著農民的血。”早在1844年，他的父親便來到塔幹羅格市做店員。十多年之後，他自己開起了一個小雜貨鋪，後因經營不善於1876年破產。為了躲債，他悄悄地前往莫斯科謀生。接著，一家人相繼遷居莫斯科，隻留下契訶夫一人在塔幹羅格市完成中學的學業。他靠當家庭教師維持生計，生活十分艱辛。1879年，契訶夫進了莫斯科大學醫學係。1884年畢業後，他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幫助。
19世紀80年代，契訶夫開始從事文學創作。他常常以安多沙·契洪特等筆名向一些無聊的幽默雜誌（如《蜻蜓》《斷片》）投稿。19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他寫下了大量詼諧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說，其中很多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笑料和趣事，隻有少數作品是比較優秀的，如《小官吏之死》《勝利者的勝利》《變色龍》《普裏希別耶夫中士》等。當時他迫於生計和缺乏經驗，隻求速成和多產。1886年3月，名作家格裏戈羅維奇寫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華，他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對待創作。此後，他創作出了《萬卡》《苦惱》《瞌睡》等優秀作品，表現了作家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從1886年起，他開始正式用安東·契訶夫的筆名發表作品。這一階段可以說是契訶夫創作的早期。
從19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是契訶夫創作的中期，即他的世界觀和創作的轉型期。1888年，他創作了著名中篇小說《草原》。作品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反映了農民的命運，表達了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而差不多是在同一時期創作的《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則對小市民偽善、愛慕虛榮的庸俗習氣進行了批評和嘲弄。1888年10月，契訶夫獲“普希金獎”，在文學界獲得了一定的聲望。這時，他出版了五部短篇小說集：《梅爾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顏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話》（1887）、《短篇小說集》（1888）。他開始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認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創作的意義。他說：“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這種思想被形象地表現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1889）裏。
也就是從這個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創作戲劇。獨幕劇《結婚》（1890）和《論煙草的危害》（1886）、《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紀念日》（1891—1892）等輕鬆的喜劇在思想內容和風格上接近於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劇本《伊凡諾夫》（1887—1889）則批判了缺乏堅定信念、經不起生活考驗的19世紀80年代的“多餘人”。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多病的契訶夫不辭辛苦地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對那裏的所有居民和“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逐一地進行調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作境界。他認識到：“……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的一點點也好。”後來他便與他以前一直為其撰稿的保守的《新時報》等報刊斷絕了關係，創作了一係列優秀的作品，如《庫頁島》（1893—1894）、《在流放中》（1892）和《第六病室》（1892）等作品。特別是《第六病室》，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品控訴了像監獄一般的沙皇俄國的陰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思想。列寧讀了之後，受到了強烈的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以致“在房間裏待不住”，覺得自己好像也被關在“第六病室”裏了。
1890年至1900年，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和遊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裏霍沃莊園。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奧爾嘉·克尼碧爾結婚。在雅爾塔，他常與列夫·托爾斯泰、高爾基、布寧、庫普林和列維坦等人會麵。
從19世紀90年代後半期至20世紀初期是契訶夫創作的全盛時期，即他創作的晚期。在這一時期，他創作了一係列優秀作品，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進入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契訶夫漸漸地改變了不問政治的傾向，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89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饑荒；1892年至1893年，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1897年，參與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1902年，為了抗議沙皇當局取消高爾基的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決定，和柯羅連科一起放棄了在1900年獲得的“科學院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資助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學生。他的民主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對社會生活的認識更為深刻。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