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聰兒與白蓮教
王聰兒是清代白蓮教大起義的重要領袖。她在嘉慶初年與姚之富一起領導襄陽黃號（又稱齊家營）起義軍，縱橫馳騁於鄂、川、陝、豫四省，英勇戰鬥了兩年多，給予清朝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王聰兒（1777—1798），湖北襄陽人，大起義時，年約二十歲。她自幼喪父，隨其母在襄樊往來走解賣藝，這在封建社會裏被統治者看作是最卑賤的職業，嘉慶帝汙為“械馬倡伎”。她受盡欺壓淩辱，從小經曆了社會最底層的悲慘生活，嚐遍人間的顛沛艱辛，在幼小的心靈裏埋下了對統治者仇恨的種子，鍛煉成堅強不屈的性格。
以滿族貴族為主建立的清朝，曾有過“康乾盛世”，彼時，地主階級通過圈占、強買和高利貸等諸種手段，巧取豪奪，吞占了大片土地。失去土地的農民，紛紛流竄到湖北、四川和陝西三省交界廣袤千裏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成為流民、“棚民”。至乾隆後期，從朝廷到地方各級官吏貪汙聚斂成風，鄂、豫、川、陝、楚等省屢遭天災，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階級矛盾日趨尖銳。
當廣大的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實在生活不下去的時候，白蓮教支派收元教便組織和發動了一場震撼中外的大起義。收元教首領宋之清的大弟子齊林，利用自己身為襄陽“繁劇”州縣總差役的合法身分，掌握了千人以上的差役，在他們中間傳教收徒，並通過他們將勢力擴展到湖北、四川的廣大地區。王聰兒十六歲時與齊林結婚，被稱為齊王氏。此後，她就成為齊林的得力助手。她在幫助齊林傳教的過程中，特別積極收萃女流。她的幾百名婦女弟子日後都參加了白蓮教大起義。這樣，齊林在湖北收元教內號“大師父”，王聰兒號“二師父”，又稱“齊二師娘”。
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清廷大規模鎮壓鄂、豫、皖、川、陝、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各省地方官吏奉乾隆帝指令大索白蓮教徒，緝拿教首劉鬆、劉之協、宋之清等人。隨後，白蓮教首領除劉之協等數人逃脫外，幾乎全部被捕。劉鬆、宋之清等被淩遲梟示，齊林等十九人“俱照妄布邪言為首例，擬斬立決”。這就是著名的六省教案。王聰兒在這次大屠殺中幸免於難。她削發為尼，隱藏在襄陽城郊的一座尼姑廟中。
清朝統治者的血腥鎮壓，不但未能遏製大起義的到來，相反倒促使起義的火種迅速蔓延。嘉慶元年（1796）二、三月，劉起榮等假借老教首張漢朝的名義，首先在家鄉附近的黃龍壋舉起義旗；隨後姚之富在家鄉彭家疃附近的夾河洲，高均德在家鄉高家灣附近的三合鎮分別起義響應。姚之富領導的一支起義軍，是這次大起義的主力。
姚之富是齊林的徒弟。六省教案之後，姚之富繼承了齊林的未竟事業，廣收門徒，在湖北地區醞釀、組織和發動起義，日後成為襄陽黃號起義軍的實際領袖。他在起義爆發後，為了表達對其師齊林的懷念與敬仰，同時也是由於六省教案前王聰兒在教內的影響，遂“迎王氏為總教師”。此時這僅是王聰兒的榮譽職銜，其地位、威信尚不及姚之富。
姚之富、王聰兒起義之後，首先發動了襄樊之戰。
嘉慶元年四月，姚之富、王聰兒率軍圍攻樊城，因清軍有備，繼而強攻襄陽城。起義軍冒著清軍炮矢，鳴鑼呐喊，以門板遮麵，循木梯木板攀城而上，終因襄陽臨漢水而立，城高牆厚，易守難攻而屢攻不下。最後因嘉慶帝集合五路清軍圍剿，起義軍被迫撤離襄陽，向清軍防備空虛的鍾祥挺進。在戰鬥中，王聰兒非常注意軍紀的整頓和賞罰分明。齊林之徒曾大壽在成為起義將領之後，違抗軍令，“齊王氏斬之，令益肅”。軍紀的嚴明，保證了起義軍內部的號令一致，為起義軍的發展壯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六月初，起義軍進駐鍾祥一帶，並以此為基地，籌集糧草，打擊清軍。這就使嘉慶帝十分恐慌，急令永保總統湖北軍務，並調兵遣將圍剿起義軍。王聰兒、姚之富利用山路叢雜、到處溝壑的有利地形和清軍兵力不足的弱點，采取了南北兩麵迎敵、分途突圍的戰術，至七月末終於衝破了清軍的包圍圈，回到襄陽的雙溝、王家樓一帶。清軍尾追不舍，起義軍複分兩路迅速轉移，一部由黃龍壋向棗陽、唐縣行進，一部由呂堰驛向鄧州行進。起義軍在陳家河與清軍短兵相接，殲滅大量清軍，取得了鍾祥突圍後的第一個勝利。
隨後，王聰兒、姚之富帶領起義軍乘勝由湖北向河南鄧州、南陽挺進，在襄鄧平原上縱橫馳騁，永保雖然擁有“京營勁旅及大兵萬餘，徒尾追不迎擊，致賊東西橫躪無忌”。義軍闖棗陽，擊傷清直隸提督慶成，掃鄧州，困清河南巡撫景安於魏家集。嘉慶帝聞之大怒，下令把永保“逮入都治罪”，改“命惠齡總統軍務”。
嘉慶二年初，襄陽起義軍開始了大規模的流動作戰，分三路北趨河南。姚之富、王聰兒率領中路，“出南陽，掠嵩縣、山陰”，他們“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軍暈頭轉向，疲於奔命。當時，景安雖擁兵四千屯戍南陽，但膽小如鼠，“不出一卒”，當起義軍入陝經過河南西部邊境時，景安又“避賊，駐軍內鄉。賊入陝後二十餘日，景安始至”。因此，人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迎送伯”。
和清將貪生怕死的狼狽相成顯明對照的是，王聰兒不僅親臨前線指揮，而且勇敢善戰，身先士卒，每次戰鬥總是衝殺在前。據記載：“齊二寡婦每臨陣，戴雉尾，衣紅錦戰袍，於馬上運雙刀，矯捷如飛，所向無敵。有時蹺一足，自山頂疾馳而下，注坡驀澗，從無蹉跌。其勁捷亦可想矣。”嘉慶二年三月的一次戰鬥中，王聰兒左臂中了清軍一槍，跌下馬來，被部下迅速搶救脫險。
王聰兒與清朝統治者英勇鬥爭的精神，鼓舞了廣大起義將士。她直接領導的數百名女兵，在戰鬥中都和她一樣衝殺在前。如“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捷善鬥，為群賊所服”。
起義軍中出現如王聰兒這樣傑出的女領袖，並非偶然。白蓮教秘密傳教收徒，不分男女，沒有性別限製，凡“習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難相死”，因此，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被壓迫的婦女和男子一樣，紛紛入教，同時也就出現了不少女教首。當起義爆發後，她們和男子一起投身於反清鬥爭的行列之中。在她們之中，就湧現出了不少從事各種活動的女領袖。而王聰兒則是她們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