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二年四月，姚之富、王聰兒等在陝西鎮安與北路的王廷詔、西路的李全兩部會師。這時，嘉慶帝急令各路清軍務在漢水以北剿滅起義軍。起義軍派李全一部向北佯攻盩厔（今陝西周至縣）、藍田，吸引清軍主力，而姚之富、王聰兒率大部輕裝疾進，馬不停蹄，沿漢水北岸經安康、漢陰、石泉，五月中旬到達漢水上遊北岸的紫陽白馬石，接著順利渡過了漢水，甩掉了跟蹤的清軍。當清軍統帥惠齡五天之後趕至渡口時，除了望見一片滔滔的江水和起義軍丟棄的破爛外，連起義軍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嘉慶帝得知此訊後，大罵惠齡“坐失機會，實屬大錯”，“惠齡屢經貽誤，豈可複膺總統之任？”宣布：“一切軍務，著（陝甘總督）宜綿總統，明亮、德楞泰幫辦”。
起義軍取得了渡漢水首捷後，基於下列因素分三路向四川挺進。
第一，嘉慶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義軍除去林之華、覃加耀所部還在鄂西苦戰外，都已陸續失敗。這就使清軍得以集中優勢兵力，向襄陽起義軍猛撲過來。而襄陽起義軍由於一開始就和清軍打陣地戰，損失很大，部隊急遽地減員。姚之富曾為此派人四出貼寫“午月午日白陽劫盡”的“逆詞”，動員各地教徒參加起義隊伍。可惜，因清軍嚴密封鎖，這個計劃失敗了。第二，與此同時，四川的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嘉慶元年冬起義後，一舉攻克了東鄉（今四川宣漢）縣城，聲威大振，隊伍也因之擴大。姚之富、王聰兒得知此事，“見湖北、河南都反不成，聽見四川反的人多，我們的人少，想要過四川去會同教的人”。第三，襄陽、四川的起義領袖基本都是齊林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彼此曾通信息。乾隆末年，當收元教醞釀起義時，就已有進軍四川的設想。川東雲陽起義領袖高名貴在嘉慶二年閏六月被俘後追述說，齊林的再傳弟子樊學鳴，曾在乾隆五十八年吩咐過他：“輕易不要動手，隻等他的教內人到來才可起事。”可見，襄陽起義軍向四川轉移，既是迫於形勢，也是起義前的原定計劃。從當時的形勢來說，姚之富、王聰兒采取的這一戰略也是正確的，得到了四川起義將領的擁護。高名貴對此曾回顧說：嘉慶二年六月，“知道襄陽教內的人來了，我就齊起人來，分作前、後、中、左、右五營，整頓軍器，隻等中會（指襄陽義軍）的人到來，就好一同行走”。
嘉慶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姚之富、王聰兒率領的襄陽起義軍和四川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四川東鄉會師。浩浩蕩蕩的起義隊伍綿延三十多裏，蔚為壯觀。
接著，川楚起義軍商定按地區統一編號：姚之富、王聰兒部稱襄陽黃號，徐添德部稱達州青號，王三槐部稱東鄉白號……
東鄉會師後，起義處在關鍵時刻，如果各路起義軍加強團結，統一指揮，統一作戰，采取一套正確的戰略戰術，那麼就會推動五省白蓮教起義形勢的迅速發展，促進起義高潮的到來。然而，包括王聰兒在內的所有起義領袖都沒有這樣做。六月二十四日，即東鄉會師的第二天，各路起義軍即分散行動，各自為戰了。姚之富、王聰兒率部回師湖北。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當時，清兵統帥部按照嘉慶帝的“大兵雲集，四麵攻圍”的指令，擬訂出“聚殲”楚川起義軍於川東北地區的計劃。清軍惠齡部緊緊尾追襄陽起義軍，宜綿部正圍攻徐添德、王三槐和四川另外兩支主力羅其清、冉文儔部。清軍總兵力已達四萬餘人，還有大量鄉勇，起義軍估計約有三萬餘人，其中還包括許多隨軍家屬。在軍情緊迫、兵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兩省起義軍麵臨的壓倒一切的問題是，火速擺脫即將合圍的清軍包圍，盡快轉移。
但是，問題在於襄陽起義軍應向哪裏轉移，隻有返回湖北的一條路嗎？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廣闊的、地勢險要的四川有著很大的回旋餘地和發展前景，同時又有四川起義軍的合作，可以大大減少人地生疏和給養供給的困難。如果兩省起義軍在協助羅其清、冉文儔等部打開川東北局麵的同時，以一部分兵力向清軍力量十分空虛而又不能迅速調進軍隊的川中、川西進軍，並在那裏建立根據地，那麼，嘉慶五年春冉天元等發動川西戰役時所掀起的鬥爭高潮，將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現。這不僅會使清軍“聚殲”起義軍的部署全盤破產，還將在政治、經濟等方麵遭受沉重打擊，起義軍的力量和影響則將急速擴大，鬥爭的進程也很可能有所改觀。可是，姚之富、王聰兒卻率領襄陽起義軍主力撤離四川，這就使川楚起義軍失去了利用這種大好形勢向前發展的機會，並造成了他們從此長期流動作戰的錯誤，最終導致了失敗。
襄陽起義軍不能與各路反清隊伍協同作戰，而是單獨轉移，這還需要從整個起義軍方麵尋找原因。首先，白蓮教發展到清代，雖已遍布大半個中國，但是派係林立，各派獨立活動，互不相屬。起義後，“伊等雖名為同教，而勢力各有不同，察其形跡，自必欲各踞一處”。這種情況必然導致起義軍長期處於分散狀況而不能形成集中統一的領導。王聰兒對此也無能為力，她的資曆和能力更不足以使自己成為白蓮教“八路兵馬總指揮”，以及全體起義軍的總領袖。其次，各支農民起義軍的主要成員，屬於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及自耕農民，封建社會的這種分散經營、互不聯係的個體小生產者，正是產生起義軍組織上分散性和思想上安土重遷的階級基礎。清統治者對於襄陽起義軍在到達四川後即產生的濃厚思鄉情緒看得很清楚，一再指出：“姚之富、李全、齊王氏、高均德等，皆籍隸襄、樊、南（陽）、鄧（州）等處，是以總思北竄漢江，逃回本地”，“此夥陝楚之人甚多，四川地方生疏，不願前往，立意總欲渡江回鄉”。這說明王聰兒不僅沒有擺脫農民習慣勢力的影響，高瞻遠矚地製定出正確的戰略計劃，相反，她幼年的往來各地走解賣藝倒助長了她的流動作戰思想。
襄陽起義軍為回師湖北，首先向川東的開縣、雲陽、萬縣等地挺進，兵鋒直指夔州、奉節等地。清廷怕其再入湖北，慌忙指令明亮、德楞泰派總兵達音泰率部到白帝城堵截，但姚之富、王聰兒率起義軍到白帝城後便將達音泰部團團包圍。明亮等複派兵增援。王聰兒當機立斷，采取速戰速決的戰術，命令義軍分三路同時進攻清營。起義軍將士輪番作戰，皆持盾以捍，失銃不退，入夜則點起火把，進行夜戰。經過兩晝夜的激戰，起義軍終於突破了清軍防線，順江而下迅速挺進湖北，於閏六月下旬抵達歸州（今秭歸）、巴東一帶。嘉慶帝急令湖北巡撫汪新在竹山、竹溪防堵，令明亮、德楞泰率清軍主力水陸追擊入楚。王聰兒等采取了廣布疑陣、迷敵耳目的戰術，把起義軍分為兩路，一路由王廷詔率領，神出鬼沒地出現在巴東縣長江對岸的石門，聲言欲南渡進攻縣城。明亮等信以為真，趕緊率兵回師防守。當他們複戰王廷詔時，突然發現姚之富、王聰兒等率起義軍主力二萬餘人已向興山、保康、南漳等地遠揚，清軍的阻擊計劃遭到了徹底的失敗。這次戰役，充分顯示了襄陽黃號在襄陽起義軍中的主力軍作用和姚之富、王聰兒的軍事指揮才能。清統治者對他們懷有極大恐懼和仇恨，嘉慶帝甚至認為，“若得生獲姚之富、齊王氏，則功成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