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因為生活的撥弄，我步鵬兄後塵落戶河南。那些年，我曾在鄭州、開封的臨河之地，多次眺望過橫流在我麵前的黃河。但是，隔著山梁立在高坡的眺望，在眺望中生發的感慨，都不如後來到洛陽邙山時——殘陽如血中，我與同患難的兄長葉鵬，兩腳實實地踏在堅硬如鐵的河灘上，長久地一言不發地凝視著那一河血紅……
困頓歲月中，鵬兄和我，曾經無奈地將對文學的無窮摯愛，埋進了邙山那綿亙無盡的皺皴中；埋進了黃河的滾滾波濤中。於是，每當為失落的夢心痛如割時，就像心有靈犀，一個從黃河的濤聲中隱隱顯現的名字、一個文學的、詩化的名字，便會使我們在百般惆悵中感到些許溫暖和慰藉，那名字當然就是他——光未然。
不是因為別的，就因為光未然和黃河有關，而黃河與勇氣與力量與堅忍不拔有關。
那時的鵬兄和我，當然未敢奢望有朝一日能夠親見光未然這樣的文壇大家甚或得其親炙，“風雨文壇”帶給中國知識分子無盡的風雨，在更大的浩劫中，張光年——光未然也曆經了更大的風雨，同樣備受磨難。
沒敢奢望的事，終於在1977年陽光燦爛的10月出現：1977年10月，因為《人民文學》的邀約，我到了北京，到了會議召開的地點——虎坊橋的遠東飯店，我這個剛剛“冒”出來的“工人業餘作者”，參加了由主編張光年親自主持的“短篇小說座談會”。
我不止一次地提到這個人生旅程中至關重要的機遇，無數次地憶及這個在人生旅程中柳暗花明的時刻；因為，那確實是我文學生命的火光重燃，而舉火者和提攜者當然就是他——光年老師。因為他的發現和舉薦，我的那兩篇現在看來顯然非常稚嫩的《丹梅》和《雪飄除夕》，終於得以在《人民文學》的枝頭相繼綻放。正是在這個會上，我敬識了許多文壇前輩，親聆他們教誨的喜悅，像一杯陳年佳醅，使我沉醉經年，受益終生。
隻要是新時期文學的“過來者”，都不會忘懷1977年的這個座談會。正是在這個會上，茅盾先生的祝詞、許多老作家涕淚交流的發言，使我沒齒難忘，他們衝破“左”的束縛和恢複文學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的精辟見解，有如高高揚起一麵新時期文學的大纛，在乍暖還寒的文壇上空，獵獵作響。
我無須重複那次會議的內容，也無須細述第一次見到所敬仰的長者們的難以言喻的激動；記憶中特別難以抹去的，是以往不曾道出的銘感在心的細節。“小說組長”塗光群同誌曾經告訴我：光年同誌看了我們送給他的《丹梅》清樣，很興奮地對編輯說，讀了這篇小說，心緒很愉快，我一推窗子，外麵剛落過雪，一股清純清亮的空氣撲麵而入，這和小說帶給我們的清新氣息是多麼相似……聽，光年同誌在用詩人的語言稱讚你呢！
我呆了。惶惑、自慚、激動，使我無以言表。盡管此話是他人代傳，但對當時的幾近“凋零”“幹枯”的“小葉”——我來說，一位文壇前輩、眾所敬仰的詩人、文藝評論家，以如詩的語言勉勵我這個剛剛冒頭的業餘作者，這暖心良言無疑是最及時的春雨！
對於新時期的文壇，得以親沐“潤物細無聲”的雨露的，當然不隻是我，許多在這個時期湧現或“複出”的作家，隻要說及張光年，連同說起的，就會是虛懷若穀、慈心若藹這些字眼……
盡管步入“花甲”，憶及張老對我的嗬護，我不能不提起他最早對我的稱呼：小葉。而今，翻撿他給我的幾封至為寶貴的信紮，開頭那聲親切的“小葉”，仍會使我淚水潸然。
使我淚水潸然的，當然還是信中的許多內容。在1978年的第一封信裏，他不讓我稱他為“老先生”，而說：“……還是像這裏編輯部的同誌們那樣，稱我為光年同誌吧。難道我們不都是同一戰線的同誌關係嗎？……”
師輩的風範和長者的謙遜，使當時讀這封信的我，再次惶惑已極。說實在的，那時我真不知道怎麼稱呼他才合適，就我這樣的小不拉子，自覺做他的學生都欠資格，怎好直呼他為“同誌”？後來，我才發覺：光年老師多年任文壇領導之職，可文壇上上下下，特別是北京的很多作家和在作協機關工作的，都是稱他為“同誌”的。
今日，我才感悟：“同誌”這一稱謂，在張光年身上，有著真正的“同誌”含義。
與光年老師的通信緣起，當然是在那次座談會後。1980年初春，上海文藝出版社要為我出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且列入“萌芽”叢書，體例要求須由作者請一位老作家作序，我立刻就想到了光年老師。在我，那是無由分說的尊敬，卻不曾細想他的忙碌，粗心的我不曾細想那時的文壇真正是百廢待興，有多少事有待他這位“帥”者忙碌？可光年老師對不解事的我並未絲毫不耐煩，在與我很平等地討論了出版社的時間要求後立刻應允；後來，因突發事件他無法按時寫出，便立刻托付給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孔羅蓀，羅蓀老師和張老一樣也是對我們後輩厚愛有加，踏雪步行，親自找到我開會的地點麵談……
第二次的通信來往還是為作序，是三年後浙江文藝出版社為我出中短篇小說集時。光年老師又是一口答應：“樂意為之”，並說“何況，還是前幾年早已約許了的”，於是，他又約定在他為期兩周的住院複查期間，讓出版社寄清樣去，趁住院的時間看了後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