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任何標準都是有局限性和時代背景的。學曆這個鋼性的標準，在知識經濟時代不可能永遠不變。這類例子多了，比如在《詩經》中，最具有文學價值的不是歌功頌德的《雅》、《頌》，而恰恰是來自民間的《國風》。微軟中國研究院院長李開複也曾經談到：“與其說我們是來中國找專家，不如說我們是來中國找潛力。對我而言，潛力包括：聰明才智、創造力、學習能力、對工作的熱愛和投入。我認為這類的潛力比專業經驗、在校成績和推薦信更重要。”微軟中國研究院的用人標準起初是博士學曆，後來李開複發現一些本科學曆人員的專業造詣也相當不錯，就不再固守老標準。所以，對於體製內外的人才，有時不要分得太清，也不宜封閉雙方的交流，更不要互相歧視。投入產出比理論認為，在相同業績的前提下，投入愈少則效益愈高。我們可以把學曆教育看成是成本投入，在業績相同的情況下，低學曆的效益是高的。而現在的職稱評審政策正好相反，先設定低學曆者的業績是低的，然後成倍地加重低學曆者的晉升業績指標，結果形成了高學曆者不敢與低學曆者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的事實。在知識經濟時代，人才的標準不僅取決於掌握知識的數量，更重要的是取決於知識的創新能力。在很多時候，掌握知識的數量與知識的創新水平並不是等量關係。科學家丁肇中多次談道：“我所記得的這個世紀比較有名的科學家，考第一名的很少。”事實上在任何時候創新水平都是處於首要地位的，隻不過是在過去由於知識產權製度未建立，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模仿學習，而如今這種無條件的模仿受到了限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民族缺乏創新能力，就隻能永遠受製於人。
總之，若一個擁有高文憑的人缺乏創新能力，沒有創新成果，無論其文憑真假都稱不上是創新人才；相反一個人若具備了創新能力，擁有創新成果，無論其有無文憑或文憑高低，都應當承認他是創新人才。而用任何權威的檢測母雞產蛋能力的標準，去否定一隻已經產蛋的母雞具有產蛋能力，都是非科學的，也是荒謬的；反之，用上述標準去肯定一隻母雞一定具有高產蛋的能力，而不看現實的表現和成就，也是不符合實踐標準的。因此，將一定的學曆與一定的勞動報酬相聯係，不過問或很少過問工作成績，都是不利於知識經濟發展的，也是不公正的。鄧小平同誌早在1979年就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在發現人才、使用人才方麵是非常大膽的。它有個特點，不論資排輩，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並且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從這方麵來看，我們選拔幹部的製度是落後的”。如果在人才標準這個基本問題上繼續言行不一，它隻會給一批濫竽充數的既得利益者以庇護，而對於一些出色的創造性人才進行封殺。
（三）業績論的優越性
一些學者認為，以業績論人才有兩大弊端：其一是以成敗論英雄。個人成就是個人主觀努力與特定曆史環境和機遇的產物，過分強調業績會縮小人們在人才問題上的視野。其二是馬太效應。業績論重視已有成就的顯人才，忽略了奮發努力中的潛人才。其實，學曆論也同樣存在視野狹隘問題，因為他排除了絕大多數群體的參與。史載，梁啟超先生向清華大學曹校長推薦陳寅恪時，當時陳寅恪既無學位又無著作，曹校長感到為難。梁啟超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卻沒有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清華敢用陳寅恪，完全是靠了伯樂的推薦。戰國時期，趙國首都邯鄲被秦軍圍困，為解救邯鄲之圍，趙王派平原君去聯楚抗秦。平原君從自己的賓客陣容中挑選20位精英隨同前往，可挑來選去還是選不夠。這時毛遂站出來自薦，平原君卻不敢相信：“有才能的人就像錐子裝在布囊裏，遲早要顯露出來的。可是您在我這裏都三年了，怎麼還沒有讓我發現？”。毛遂回答道：“沒有發現我，是您尚未把我裝到布囊裏，倘若您把我早些時候裝在布囊裏，我早就脫穎而出了！”唐代詩人白居易，年輕時曾經向名家顧況呈送文集搞自我推薦，當時的行話叫做“行卷”。初次見麵，顧況取笑白居易的名字：“長安米貴，居不大易。”可是當他讀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詩句時，顧況感到震驚：“有此大才，居也容易！”我們設想一下，在崇尚武風的戰國時代，有誰能夠拒絕毛遂自薦？在崇尚詩風的唐代，又有誰能夠忽略白居易的存在呢？看來，人才的發現是和業績同時進行的，而且還需要自己來主動出擊！曆史上，薑太公在渭水垂釣，諸葛亮撰寫《隆中對策》，都可以看作是一種主動出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