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李帆同誌原為遼寧師範大學曆史係副教授，1996年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中國近現代史博士點，隨我研讀博士學位。1999年畢業，轉入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博士後流動站，隨龔書鐸教授從事研究工作，出站後便留在該係任教。2002年曾應德國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漢學係之邀請，前往該校講學。李帆自研讀博士之日起，即以“晚清學術史”為研究課題。一年前，他把博士階段的研究成果《劉師培與中西學術——以其中西交融之學和學術史研究為核心》改寫成一本專著，交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他要我在這本書前麵寫幾句話。我是義不容辭而又十分高興的，正好借這個機會，談談我對劉師培學術思想研究和李帆此書的一些認識。文中不當之處，希望得到同行專家或讀者的指正。
大家知道，劉師培的學術思想，基本上是一種“不中不西，又中又西；不新不舊，又新又舊”的思想，或者說，是一種“混合型”、“過渡型”、“轉型型”的學術思想，不折不扣地是晚清中西文化“交融互釋”的產物。這種“過渡”形態的思想文化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學科轉型——即由經、史、子、集“四部”之學轉變為文、理、法、商、工、農、醫“七科”之學——的過程中，影響更為顯著。關於這一點，錢玄同先生1937年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等文章中曾經這樣論述：“最近五十餘年來為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其中對於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在他看來，這一運動中有十二位貢獻“最為卓特”的學者，他們是：康有為、宋衡、譚嗣同、梁啟超、嚴複、夏曾佑、章太炎、孫詒讓、蔡元培、王國維、崔適和劉師培。對劉師培，錢玄同先生的評語是：“此黎明運動中之劉君，家傳樸學，奕世載德，蘊蓄既富，思力又銳”，“年齒最稚”，而且，“劉君識見之新穎與夫思想之超卓，即在民國紀元以前二十餘年間有新思想之國學諸彥中，亦有甚高之地位”。他特別重視劉師培在學科轉型方麵所做的貢獻，對劉氏編撰的幾種新式教科書，如《中國曆史教科書》、《中國地理教科書》、《中國文學教科書》、《倫理教科書》等，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其中“甚多新義”，不愧是吸納西學的“典範”。總之，劉師培學術思想之“新”，在當時學人中是得到普遍公認的。
但是，近年來，有關劉師培學術思想的研究存在著“三多三少”的現象，即：第一，研究他的“曆史問題”的文章多，研究他的生平事跡的文章少；第二，研究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文章多，研究他的學術思想的文章少；第三，在學術思想方麵，研究他對中國曆史文化見解的文章多，研究他與“西學”關係的文章少。似乎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前輩學人重視的問題，後代學人卻“不屑一顧”。當然，根本原因不在於學術界，而在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但是，作為學人，從文化上著眼，由衷地希望看到狀況有所改變。如今，李帆的書給我們帶來了興奮和希望。書中不僅全麵地論述了劉師培的學術思想，而且還有一個專章——第二章，專門論述劉師培與“西學”的關係。從《國粹學報》創刊以前談起，一直談到這份刊物本身。又，書中特別重視劉師培、嚴複二人與“西學”的關係。最後又將種種分析結果列成專表，特別列舉劉氏文章中引用的“西書”名稱及作者姓名，一共有“西書”三十多種，人名六十餘個。以《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一文為例，此文中引用了鬆平康國的《世界近世史》、馬懇西的《泰西新史攬要》、艾約瑟的《希臘誌略》、那特硜的《政治學》、甄克思的《社會通詮》、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和《社會學原理》、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等八種。在分析了各種“西書”對劉師培思想的影響之後，又進一步對劉氏此時之所以熱衷於吸納“西學”的種種原因，做了考察。作者認為，首先是“救亡”必先“興學”的觀念——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觀念。文中又指出：中國首先是作為文化集合體的“天下”而存在的，因此，文化存亡就成為民族興衰的“首要因素”。正因為如此，作為“文化承擔者”的知識分子應及時地把興學的責任肩負起來，若不如此，國家興亡就很難進一步設想了。而要興學，最重要的事便是“借助於西學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使之與中國固有的學術相激相蕩，相融相合”，這樣，才能有效地激發“國學”的生命力，使之一天天旺盛起來。這樣，“興學”才有著落，“救亡”的目的才能達到。這樣的分析是比較深入的，它使讀者既認識了劉師培與“西學”的關係，又明白了劉氏之所以急於吸納“西學”的種種思想因素，使讀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書中還有一些分析，如“西學”傳播與廢科舉、興學校的關係等等，俱都中肯恰當，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
總之，此書史料上有新的開掘，論述上有新的見解，因而使研究工作向前推進一步，是一本有益於學術的好書，故樂而序之如上。
劉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