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號左盦）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學者和政治人物。且不說他在政治舞台上令人矚目的表演，僅在學術領域裏能與章太炎並稱“二叔”（章枚叔、劉申叔），即已表明他在時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過在後人眼裏，兩人卻無法相提並論。這在研究者那裏體現得最為明顯，即與章太炎研究的繁盛興旺相比，劉師培研究相對門庭冷落，兩人的境遇大相徑庭。究其根源，政治和文化兩方麵因素應是造成這種局麵的主要原因。
在劉師培短短36年的人生中，政治風暴對其衝擊甚大，而他在一些政治鬥爭關鍵時刻的表現往往為人詬病，如以同盟會會員之身於1907年底與清廷大吏端方通款，不久投入其幕中；1915年加入“籌安會”。前者在當時的革命黨人眼裏自然是叛變行為，後者也被視作助紂為虐，所以他在政治上一直是被譴責的對象。早在1911年夏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時發布的宣言中，人們便指責他為“客犬”（清吏走狗）；陶成章的《浙案紀略》也對其行為多方責備；黃節、黃侃等人痛責其加入“籌安會”，黃節甚至恥與其在北大為伍；國民黨元老馮自由、鄒魯所著史書中亦是將其作為反麵典型；1949年後，大陸出版的曆史教科書和有關著作同樣持此立場。也就是說，在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裏，在文人學者的心目中，乃至於在這種語境下接受教育的普通人眼裏，劉師培都是政治上被打入另冊的曆史罪人。對於這樣一個人物，學術界研究起來自是顧慮重重，無法深入甚至覺得沒必要深入研究。這種情形以往海峽兩岸皆如此。
再看文化因素。長期以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取向帶給人們極為深遠的影響，人們已習慣於認同五四的思維方式，把文化上的所謂“新”與“舊”視作截然對立，在不遺餘力地宣揚“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同時，極力貶斥“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作為四世傳經的國學大師，劉師培自然是人們心目中舊的一方的代表，更何況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辦過《國故》月刊，被認為是與新文化相對抗。[1]所以，一些新派學者尤其是魯迅等人對其持反對和批評的態度。眾所周知，新文化倡導者的立場一直在學界占主導地位，魯迅等人這一態度之分量不言而喻，其對後人產生巨大影響也在情理之中，故劉師培在被批判的同時，很難引起人們學理上的研究興趣。也就是說，劉師培既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冊，又在文化上被排斥或被忽略。
以上情形，加之劉師培文章古奧、學問艱深、不易索解，造成以往對其研究的相對匱乏，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水平上也很難令人滿意。當然，目前這種狀況已有所改善，但從根本上說，還無實質性的突破。鑒於此，劉師培研究仍是一個亟待加強的領域。之所以如此說，主要在於劉師培在清末民初的曆史中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學術史上占有一個獨特的位置。姑且不論其政治上的功過是非和宣揚無政府主義所做的大量工作，僅就其思想與學術而言，其所達到的深廣度不僅獨步一時，即使今天看來，某些方麵仍相當深刻，仍有汲取和借鑒的必要，值得我們深入探索和研究，並在價值係統上予以闡釋。可以說，作為成體係的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史，缺少劉師培這一環是不完整的。要想改進我們的思想、學術史研究，必須把這一環完整補上，而且還需在研究中糾正錯訛，掃除以往因政治文化評價的偏差而蒙在這一曆史人物身上的塵埃。更值得一提的是，從劉師培研究中可發掘出較大的文化意義，有益於當今的學術文化建設。因劉氏四世傳經，是“揚州學派”的殿軍、國學大師，但中國古典學術發展到他那裏卻未再沿老路走下去，而是與西學相交融，開始了學術轉型，走上了現代道路。當然這非劉師培一個人的功績，而是包括他在內的一代學者如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嚴複等人共同開辟的道路。他們是承前啟後的一代，一端連著中國古典學術，一端連著西學新知，兩端交彙，帶來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顯然，在這些學者中，劉師培是最不受學界重視，研究成果最少的一位。實則各人有各人的特色，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以整體代個案，將劉師培作為個案剖析，凸顯其在這一學術轉型過程中獨具特色的建樹，不惟使我們能清晰地了解中國現代學術建立的曆程，而且對於今天處理好中西文化關係亦具有特殊意義。總之，劉師培研究尤其劉師培思想、學術之研究應受到應有的重視，並力求在今天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二、研究狀況的回顧與思考
前述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對劉師培研究帶來較大影響，致使該研究進行得不太充分，但並非說這方麵一點成就也沒有，隻是相對而言其成果與劉師培所具有的曆史地位不相稱。實則早在民國年間，劉師培去世不久，對他的研究就已開始了。時至今日，某些領域的研究已較為成熟。
1920年，劉師培剛剛去世，日本學者小島祐馬便發表了《劉師培之學》一文，[2]拉開了學術界探討劉師培的序幕。從此直到40年代末，有關劉師培的論述基本停留在對其遺著進行整理和情況介紹階段，還談不到深入細致的學術討論，隻是開啟一些研究方向。
作為第一篇係統介紹劉師培學術的文章，《劉師培之學》從劉氏生平寫起，追溯了劉氏學術的淵源“揚州學派”和其家學，繼而論述了劉氏的國粹主義學術活動和學術涉獵的廣泛性，並重點談了劉的經學研究成就。今天看來，這篇文章盡管粗淺，但仍有一定參考價值，如文中以較大篇幅強調的“揚州學派”學風對劉師培學術的影響和劉之學術乃“通儒之學”的提法，是相當有見地的。遺憾的是，此文反響寥寥，繼起之作幾無，直到1937年錢玄同編定《劉申叔先生遺書》並為之作序，[3]才把對劉師培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劉申叔先生遺書》（以下簡稱《遺書》）收入劉師培著作74種，其中論群經及小學者22種、論學術及文辭者13種、群書校釋24種、詩文集4種、讀書記5種、學校教本6種，除一些論無政府主義的著述及個別佚文外，可說是網羅殆盡，極大地方便了學術界的劉師培研究。錢玄同為該書所作之序非常精到，成為這一時期論述劉師培的最佳著述。該序文把劉氏置於時代大環境下予以論說，認為劉氏是始於1884年的學術思想革新時代裏國故研究新運動的12位傑出代表之一，他的著述所及，主要有政治思想、論古今學術思想、論小學、論經學、校釋群書等方麵，這些著述“因前後見解之不同，可別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為後期。嫴較言之，前期以實事求是為鵠，近於戴學，後期以篤信古義為鵠，近於惠學；又前期趨於革新，後期趨於循舊”[4]。該文雖屬概括，但影響甚大，最關鍵的是，文中的見解，開辟了劉師培研究的各個渠道，使後人有章可循，即可以沿著這些渠道，分門別類地深入探討劉氏的政治思想、學術思想、學術成就等。不僅如此，錢玄同編製的《左盦年表》和《左盦著述係年》也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另外，《遺書》前所載陳鍾凡、劉富曾、尹炎武、蔡元培所作之劉師培《行述》、《墓誌銘》、《外傳》、《事略》等文以及丁惟汾、張繼、汪東、黎錦熙、南桂馨等人的序文也頗有參考價值，這些文章的共同特點是皆稱許劉師培之學術造詣，說他“於學無所不窺”，“每論定一說，必旁推交通”，[5]認為“巋然作清儒後勁者，惟餘杭章太炎、蘄春黃季剛與申叔數人而已，而覃思冥悟，以申叔為最”，其學“精博無涯”。[6]同時皆對他政治上的失節行為曲為原宥，認為是“遭時不淑，用晦而夷……卒為佞人牽引”，“非其本懷，未足以為深病也”。[7]很顯然，這些劉師培同代人的評價與看法，頗有助於後人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從事對他的研究。但同時亦應看到，至親好友囿於所處位置，時有溢美之詞，研究者不可不察。
《遺書》而外，這一時期關於劉師培的傳記和事略之文還有一些，如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中所收的《劉師培評傳》、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中所收的《劉師培》、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中所收的《儀征劉氏四世傳·師培》、馮自由《革命逸史》中所收的《記劉光漢變節始末》《劉光漢事略補述》等，除馮自由兩文乃述劉氏政治活動外，其餘文章皆概述劉的學術成就並予以表彰，惜述多論少，且多有重複。還有兩項成果值得注意，即趙萬裏編《劉申叔先生著述目錄》[8]和張經黻編《劉申叔著述年表》[9]，是研究劉師培學術與思想的基本工具，為學者提供了很多方便。
1949年後的一段時間裏，由於政治形勢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劉師培研究在中國大陸幾成空白，唯一值得介紹的是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一書。該書是在張氏40年代末所寫《揚州學記》的基礎上整理、補充、修訂而成，是研究“揚州學派”的代表性著作。書中單辟“劉師培”一章，對劉氏學術和思想的主要方麵如小學、經學、校勘學成就以及倫理思想、政治思想等進行了綜合評介，不失為一部全麵研究劉師培其人的入門佳作。該書可貴之處在於注重在劉氏學術的淵源上著墨，凸顯出劉氏作為“揚州學派”殿軍的地位，使人對學術傳承能有清晰的認識。不過遺憾的是，全書大體停留在介紹層次，缺乏圍繞問題的深度探索。
與此同時，海外學者則表現出對劉師培其人其學的較大興趣。美國學者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的《劉師培與國粹運動》，[10]可謂此一時期頗具研究深度的極少數論文之一。該文側重探討劉師培與國粹派的關聯，認為劉氏的一生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中政治革命與文化保守主義間尖銳對立的關係，並揭示出劉氏某些思想的西方淵源，如斯賓塞、拉克伯裏對他的影響，還強調了日本國粹思潮對中國國粹派形成的作用，最後指出：“正如劉師培一生所顯示：文化保守主義極易演化成政治保守主義。”該文在史學界反響較大，但絕非十全十美，關鍵問題在於如何界定“保守主義”，以“保守主義”一詞概括劉師培這樣的人物是否恰當？這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
除劉師培與國粹派的關聯外，海外學者最為關注的課題是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與活動，美籍華人學者郭穎頤（D.W.Y.Kwok）的《無治主義與傳統思想：劉師培》[11]即很有特色和代表性。該文就劉師培無政府主義與中國傳統的關聯多方闡述，認為劉氏的無政府主義主張所盡力推崇者乃平等、平均觀，對個人與自由主義未多措意；並指出，無政府主義在近代各種政治學說中是最富有“傳統”傾向之思想，劉師培最終背離無政府主義，其“罪”似不應加於其原有之傳統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郭穎頤在英文正文後所附的中文摘要中，把Anarchism譯為“無治主義”，而非大家習用的從日文翻譯過來的“無政府主義”。“無治主義”一語是高一涵首先使用的，與中國曆史實際相對照，這種譯法更為妥當。馬丁·伯納爾所著《1907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一書[12]的部分內容（最後一章“1907”）也涉及劉師培等人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與活動，其中有些見解頗耐人尋味，如認為“從文化修養和心理的角度來說，章（太炎）、劉（師培）比孫（中山）的追隨者更易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他們的‘舊學’修養和對中國傳統的喜愛，都與後者有很大的不同”。[13]顯然，他強調的是中國傳統並不構成接受無政府主義的障礙，相反更有助於劉師培一類人傾向這種“激烈”主張。日本學者以小野川秀美、森時彥、小島晉治、嵯峨隆、永井算巳的研究較有代表性。小野川秀美的《劉師培和無政府主義》、[14]森時彥的《民族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國學大師劉師培的革命論》、[15]小島晉治的《中國人最早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批判——劉師培〈亞洲現勢論〉》、[16]嵯峨隆的《作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劉師培》、[17]永井算巳的《社會主義講習會與政聞社》[18]等文章皆是以無政府主義為核心，探討劉師培思想與活動的一些方麵，尤重劉氏思想與中國傳統的聯係。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隨著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到來，國內的政治環境開始寬鬆，學術環境日漸改善，對劉師培的研究漸趨活躍。與此同時，海外學者的研究也有了新起色。不過總體上看，研究主題還不豐富，核心問題集中在劉師培的政治思想與活動。
1978、1979兩年，學者們在探討同盟會分裂、光複會重建和章太炎與端方關係等問題時涉及一些劉師培的政治活動，如劉師培1907年與張繼、章太炎、陶成章共同掀起倒孫中山風潮，拉開了分裂同盟會的序幕，而且“他們當時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正在流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們反對孫中山，除因對他的一些做法不滿外，亦因思想主張上與其有一係列分歧；[19]1907年12月前後章太炎曾致劉師培、何震五函，通過劉、何二人向滿洲貴族端方謀款，以便去印度為僧，謀款未能成功，但劉師培卻就此投靠了端方，而且在一年後將章氏五函由何震加注寄給黃興等人，以此在革命黨人內部製造猜疑和矛盾。[20]這些以往不太為人注意或語焉不詳的史實的揭示，無疑豐富了劉師培研究的線索，並促使學界從多種角度思考劉師培的政治變化。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關於劉師培的政治思想，尤其是關於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與活動的論文急劇增加，形成了一個小的研究熱點。其中談及劉師培思想演變曆程的論文主要有李妙根《論辛亥革命前後劉師培的政治思想》[21]、何若鈞《論劉師培政治思想的演變》[22]、周新國《試析1903～1908年劉師培的政治思想》[23]、經盛鴻《論劉師培的三次思想變化》[24]等，這些論文大體將劉師培一生在政治思想上的變化分為三個階段，即宣傳反清階段、鼓吹無政府主義階段和政治上一再墮落階段，當然具體表述有所不同，體現出觀點上的差異。論述劉師培無政府主義思想與活動的論文主要有吳雁南《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25]、楊天石、王學莊《論〈天義報〉劉師培等人的無政府主義》[26]、蔣俊《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剖析》[27]、趙廣洙《劉師培的無政府思想》[28]、經盛鴻《論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思想》[29]等，這些論文基本圍繞如何評價劉師培之無政府主義和其中所涉具體問題而展開。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農工結合和“人類均力”的主張是劉師培無政府主義的核心；強烈的反資本主義傾向和對封建製度的留戀，構成了劉氏思想的重要特點。但在談及劉氏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階級屬性時，分歧較大。至於怎樣看待劉氏思想中存在的批判資本主義、重視農民問題等內容，以及怎樣估價劉氏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則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30]除上述論文外，還有一些以敘述為主的論著談及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與活動，如徐善廣、柳劍平《中國無政府主義史》[31]、沙培德（Peter Zarrow）《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與辛亥革命》[32]、玉川信明《中國的黑旗》[33]、洪德先《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34]等，這些論著大抵豐富了此項研究，但新見不多，茲不贅述。
在關注劉師培政治思想的同時，也有學者逐漸把注意力轉移到對劉氏學術思想與建樹的研究上，涉及劉氏的倫理思想、經學、史學、文學等方麵。
在探討劉師培倫理思想方麵，美籍華人學者張灝（Chang Hao）較有代表性。他在以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劉師培作研究對象的《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一書中，[35]為劉師培單辟一章，研究了劉氏的倫理思想，認為劉氏與康有為類似，“道德性傾向支配了他們的世界觀”，“表現為一個位居其世界觀核心的主題——一個把人生視為‘追求道德完善的至善過程’的主題”。這一主題使劉師培把對完善的人和完善的社會的追求當做目標。張灝還有一篇專門探究劉師培倫理思想的論文《劉師培和他的道德尋求》，[36]對上述論題進行了類似的闡發。
在圍繞劉師培之經學所展開的研究中，陳奇的論述比較引人矚目。他的這項研究非純粹的學術史層麵的探討，不少是圍繞經學與政治的關係來闡發。他認為，“當劉師培置身革命陣營的時候，他的經學成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宣傳的工具”。劉氏闡述經學中的“攘夷”思想，“首先是為了宣傳排滿”，“其次是為了反帝救國”。[37]在以經學為手段宣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同時，劉師培也“利用經學中某些民主性的成分，對傳統經學中的三綱說及天命觀進行了猛烈的批判”。[38]在談及劉師培的今古文觀與漢宋學觀時，他指出，劉師培“在今、古文的對立中，他貶抑今文；在漢、宋學的對立中，他則貶抑宋學。從政治方麵分析，則在於他的反清革命立場。既然理學是維係清朝清貴族統治的‘正學’，他的批判矛頭當然不能不首先指向理學”。[39]陳奇的這些論述無疑從一個側麵拓展和深化了對劉師培的研究，因以往較欠缺對劉氏經學與政治關係的探討，提到二者時，往往是分開論述的，而陳奇注意到了劉氏某些著作具有學術與政治結合的特色，故對其經學不以純學術視之，而是側重在經學與政治的關係上做文章，這自然是研究上的進步。不過也應看到，學術與政治究屬不同領域，各有其性質，也並非總是結合在一起的，不把握這一特質，便易出現把學術與政治的關係簡單化處理的傾向，陳奇文中的個別論斷，如“當劉師培置身革命陣營的時候，他的經學成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宣傳的工具”，即是這種簡單化的表現。因劉師培本質上是個學者，他的經學研究上承先祖，不論哪個時期都以學術為根本目的，即便時有政治色彩，那也是與學術原則不相悖的產物，在他那裏，經學絕不是“宣傳的工具”。
在台灣，陳慶煌從純學術的角度對劉師培之經學做了較深入的探討，其成果主要體現在以《劉申叔先生之經學》為題所作的博士論文。[40]該論文重點論述劉師培關於《易》、《尚書》、《詩經》、《禮》、《春秋左氏傳》等五經的治學成就，闡明了劉氏經學思想的特色，認為劉是近代經學家中的佼佼者，精博逾於常人，且熟知經學之源流與派別，故能在前人基礎上取得研治五經的新成果，把經學向前推進了一步。這是首部比較全麵地討論劉氏經學的著作，征引資料豐富，研究方法得當，很有參考價值。此外，陳慶煌還發表了《左盦經學綜論》[41]、《論左盦之禮記說》[42]等文章，亦對劉氏經學創獲多所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