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英國棉織業大本營的蘭開夏有兩個最著名的城市：一個是曼徹斯特，記者在上次通訊裏已略述梗概了；還有一個是利物浦（Liverpool），在蘭開夏西南沿海的一個船業中心，有英國的“西方門戶”之稱。該埠沿岸接連著的船埠達六哩半之遠，港內水麵積有四百七十五畝之廣，無論怎樣大的輪船都能靠岸。英國進口貨的四分之一和出口貨的五分之二，都經過利物浦。該埠除在運輸上占重要地位外，最重要的工業是造船，故大規模的船塢，連綿數裏，坐著架空的電氣火車，沿船埠兜了好半天還看不完。但是英國的出口貿易，既跟著世界經濟恐慌而踏上了倒黴之路，運輸業當然隨著一同倒黴。曼徹斯特到了倒黴時代，利物浦也不得不到了倒黴時代。繁榮時代，規模越大越值赫；倒黴時代，規模越大越糟糕，越難收拾。在一九三二年的一年中，造船業工人有一半以上失業；船埠工人及水手有三分之一以上失業，形勢嚴重，可以想見。
記者於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一點三十分鍾由曼徹斯特乘火車動身，下午二點十分鍾到利物浦。市麵蕭條，較曼徹斯特露骨得多。在利物浦大學地理學院肄業的朋友塗長望君（《生活》的讀者）到車站來照拂，並承他陪伴了兩天，誠摯可感。記者此次出國最感愉快的是借著《生活》的媒介，遇著許多有誌的青年朋友，塗君也是其一。我們雖未曾謀麵過，但卻是一見如故，快慰平生，因為我們在精神上都早成了好友。塗君說利物浦大學地理學院教授（兼院長）羅士培對中國非常表同情，叫我去談談。當天下午四時左右便同往，將近該校和進了該校的時候，陸陸續續看見男女同學迎笑著對塗君打招呼，態度都很親熱。據塗君告我，該校因羅士培教授對中國異常表同情，每討論到遠東問題，總是幫中國，所以造成風氣。他所主持的地理學院的男女生近百人，都是對中國特具好感的。我才恍然於許多男女生對中國人的親熱態度。
羅士培教授十年來曾三次到過中國，對於中國文化及地理問題的著作頗多，對於中國學生的事情非常肯熱心幫忙，遇著有演說機會的時候，總是替中國說話。中國的好壞，自有本身的事實存在，我們原不必聽見有人說好話便色然而喜，但是肯表同情於中國的朋友，卻也值得我們的介紹。
英國人把下午四五點鍾的那頓茶點看得很重，有人說他們晚飯不吃還不打緊，下午那頓茶點是萬不可少的。我們到了地理學院裏的時候，正遇著羅士培和幾個同事在樓上一個小房間裏吃茶點，便邀塗君和我一同加入。羅士培教授說他剛接到一位倫敦朋友的信，知道我來，正盼望著晤談。他今年五十三歲了，還是一個獨身，住在學生寄宿舍裏，和學生混在一起，衣服看上去也很隨便，大有一個書呆子的模樣，大概他的注意力都用在地理學上去了。在這天的茶點席上，卻有他的一位妙齡秀美的女秘書奧德姆女士（Miss Oldham）擔任“女主人”的職務，很殷勤和藹地招呼客人的茶點。此外還有該學院的講師史密斯君（W.Smith）。我們五個人圍桌而坐，我們當然很容易談到中國問題。我忽見他（羅士培）瑟瑟縮縮從衣袋裏一個日記簿上，取出幾張剛從報上剪裁下的關於中國的新聞。有一張是一個英國“死硬派”素有“中國通”之名的某甲寫給《泰晤士報》的信，大意說，日本占據滿洲，雖經國聯認為不合理，但現在已成事實，時勢不同，如仍根據國聯意見，不注意事實，徒然妨礙世界和平雲雲。這幾位英國的男女朋友——羅士培，史密斯和奧德姆——都憤憤不平，我暗中覺得我們自己不長進，旁人反代為不平，徒然增加我們自己的慚愧而已！我們約談半小時後告辭握別。
羅士培教授有個習慣，頗好笑，他談話時，仰著頭，眼睛好像總是望著天花板。倘若不是他的誠懇，簡直有人疑他旁若無人。我出來後對塗君說句笑話，說羅士培的眼睛總是好像望著天花板，他大概從未知道同事裏麵有個那樣秀美的奧德姆女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