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中華民國十有八年十有二月，北京大學31周年紀念刊將出版，同學們要我做篇文章湊湊趣，可巧這幾天我的文章正是鬧著“擠兌”（平時答應人家的文章，現在不約而同的來催交卷），實在有些對付不過來。但事關北大，而又值31周年大慶，即使做不出文章，榨油也該榨出一些來才是，因此不假思索，隨口答應了。
我想：這紀念刊上的文章，大概有兩種做法。第一種是說好話，猶如人家辦喜事，總得找個口齒伶俐的伴娘來，大吉大利說上一大套，從“紅綠雙雙”起，直說到“將來養個狀元郎”為止。這一工我有點做不來，而且地位也不配：必須是校長，教務長，總務長等來說，才能說的冠冕堂皇，雍容大雅，而區區則非其人也。第二種說老話，猶如白發宮人，說開天遺事，從當初管學大臣戴著紅頂花翎一擺一搖走進四公主府說起，說到今天二十九號汽車在景山東街嗷嗷嗷，從當初同學中的寬袍大袖，搖頭抖腿，抽長煙管的冬烘先生說起，說到今天同學中的油頭粉臉，穿西裝，拖長褲的“春烘先生”（注曰：春烘者，春情內烘也）。這一工，我又有點不敢做，因為我在學校裏，雖然也可以竊附於老飯桶之列，但究竟不甚老：老於我者大有人在。不老而賣老，決不能說得“像熬有價事”：要是說錯了給人挑眼，豈非大糟而特糟。
好話既不能說，老話又不敢說，故末真有點尷尬哉！
叫！有啦！說說三院麵前的那條河罷！
我不知道這條河叫什麼名字。就河沿說，三院麵前叫做北河沿，對岸卻叫做東河沿。東與北相對，不知是何種邏輯。到一過東安門橋，就不分此岸彼岸，都叫做南河沿：剩下的一個西河沿：卻丟在遠遠遠的前門外。這又不知是何種邏輯。
真要考定這條河的名字，亦許拿幾本舊書翻翻，可以翻得出。但考據這玩藝兒，最好讓給胡適之顧頡剛兩先生“賣獨份”，我們要“玩票”，總不免吃力不討好。
亦許這條河從來就沒有過名字，其唯一的名字就是禿頭的“河”，猶如古代的黃河就叫作河。
我是個生長南方的人，所謂“網魚漉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雞頭；蛙羹蚌臞，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正是我小時候最有趣的生活，雖然在楊元慎看來，這是吳中“寒門之鬼”的生活。
在八九歲時，我父親因為我喜歡瞎塗，買了兩部小畫譜，給我學習。我學了不久，居然就知道一小點加一大點，是個鴨，倒寫“人”字是個雁；一重畫之上交一輕撇是個船，把“且”字寫歪了不寫中心二筆是個帆船。我父親看了很喜歡，時時找幾個懂畫的朋友到家裏來賞鑒我的傑作。記得有一天，一位老伯向我說：“畫山水，最重要的是要有水。有水無山，也可以湊成一幅。有山無水，無論怎樣畫，總是死板板的，令人透氣不得。因為水是表顯聰明和秀媚的。畫中一有水，就可以使人神意悠遠了。”他這話，就現在看來，也未必是畫學中的金科玉律；但在當時，卻飛也似的向我幼小的心窩眼兒裏一鑽，鑽進去了再也不肯跑出來；因而養成了我的愛水的觀念，直到“此刻現在”，還是根深蒂固。
民國六年，我初到北京，因為未帶家眷，一個人打光棍，就借住在三院教員休息室後麵的一間屋子裏。初到時，真不把門口的那條小河放在眼裏，因為在南方，這種的河算得了什麼，不是遍地皆是麼？到過了幾個月，觀念漸漸的改變了。因為走遍了北京城，竟找不出同樣的一條河來。那時北海尚未開放，隻能在走過金鼇玉蝀橋時，老遠的望望。橋南隔絕中海的那道牆，是直到去年夏季才拆去的。圍繞皇城的那條河，雖然也是河，卻因附近的居民太多了，一邊又有高高的皇城聳立著，看上去總不大入眼。歸根結底說一句，你若要在北京城裏，找到一點帶有民間色彩的，帶有江南風趣的水，就隻有三院前麵的那條河。什刹海雖然很好，可已在後門外麵了。
自此以後，我對於這條河的感情一天好一天；不但對於河，便對於河岸上的一草一木，也都有特別的趣味。那時我同胡適之，正起勁做白話詩。在這一條河上，彼此都吟過了好幾首。雖然後來因為吟得不好，全都將稿子揉去了，而當時搖頭擺腦之酸態，固至今猶恍然在目也。
不料我正是寶貴著這條河，這條河卻死不爭氣！十多年來，河麵日見其窄，河身日見其高，水量日見其少，有水的部分日見其短。這並不是我空口撒謊：此間不乏十年以上的老人，一問便知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