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戴院長又奉了中央的命令，坐了飛機到西北去視察了一回。我真有些不明白，為什麼在六七年以前，我們幾個書呆子聲嘶力竭鬧著西北的重要，政府諸公竟是充耳不聞；到東北四省丟失之後，西北二字竟變了和南京的板鴨一樣時髦，誰都要想見識見識，誰都要想嚐嚐滋味。大約是因為狐皮袍子被小賊偷去了不得不找件破棉袍禦寒罷。嗚呼，此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誰謂政府諸公無遠見耶？於是乎我們的戴院長坐了飛機擠熱鬧去矣。
他到了西安，就於四月十一日發出一條反對發掘古墓的電報（見四月十三日本報）。這電報自始至終全是對著考古家的發掘古墓說話，對於人民私掘古墓，不過引來做個陪襯。電銜中首列“上海中央研究院蔡院長”，其次才是汪院長，王教長，蔣委員長；這是他對於蔡先生的挑戰，說得質直些，就是上海人所說的“罵山門”。他以為已往的考古發掘工作，是蔡先生所領導的中央研究院做的，所以他就一把拉住了蔡先生說話，其意若曰：你這蔡老頭兒豈有此理！我這戴小頭兒可不答應！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是院長，“我也是院長。來！咱們倆演個交手罷。”蔡老先生雖老，卻於此等處不肯示弱；他看你氣勢洶洶的來，隻是拿出他的老工架，不慌不忙的把你教訓一頓。結果呢，生公說法，雖未必能令頑石點頭，而行政院的議決案，還是依了蔡先生，沒有依戴先生（見四月二十五日本報）。可憐啊！我們的戴先生其將“痛心疾首，呼籲無聲，哭泣無淚”而終古乎？
且夫考古發掘工作，不自今日始，報章所載，專書所刊，亦既連篇而累牘。戴先生並非昏聵，豈有全不知曉之理，而其電報不發於前，不發於後，不發於平時燕居之餘，而發於此番長途勞頓之次，此中原由，亦大可研究。有人說：這一定是戴先生和徐先生抬杠的結果。徐先生者我們的老朋友徐旭生先生是也，現方在西安作考古工作。亦許戴先生駕到，楊虎城設席洗塵，而清徐先生作陪。酒過三巡，徐先生大談考古，戴先生觸動佛心，不免查照平時慣例，正襟危坐的把他那一肚皮妙論大演而特說，徐先生聽得不耐煩，也說出他那一股子傻勁，搖頭扭頸的和他大抗而特辯，結果是戴先生惱了。好！上海人說得好：“撥點顏色倷看看！”於是乎“呼籲無聲哭泣無淚”的電報就發出了。這種的揣想，我以為決然合於事實，因為，假使真有這樣的一件事，戴先生發電的起因既不光明，所取的手段亦未免卑劣，戴先生之“賢”，其尚足“傳”乎？
戴先生反對考古家的發掘，蔡先生及國內各報紙已加糾正，現在可以不必再談。我所要請教戴先生的，隻有兩點：第一點是戴先生原電中所說的掘墓，隻舉了“人民之私掘小小無名墳墓”和學術界的“公然掘墓”兩種，而對於軍閥們的公然發掘大大有名墳墓竟假裝不知。馮玉祥在河南，曾設了稅局提倡古玩商人刨墳取物；孫殿英曾發掘東陵；最近三五年中北平附近一帶的名墳，已為托庇於某人的奸商們發掘將盡，（此某人者，言人人殊，尚未考定，姑不舉名。）這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事，戴先生不但在當時沒有敢說什麼話，便在這回的電報中，也竟沒有敢附帶一筆，戴先生敢向拿筆杆兒的人作難，斯誠勇矣；其不敢得罪有槍同誌，殆亦古君子明哲保身之道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