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我們的詩人在經曆過頻繁轉換的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紀的時候，是否內心深處發生了不可避免的變化甚至劇烈轉捩？時代給詩人的寫作帶來了什麼不一樣的質素？而時代轉換，時我們的詩人是否有足夠的心理和強大的詩行來麵對？時代轉換確實有些像是從深夜向淩晨的悄悄過渡，更多的人並未覺察到二者之間正在發生的本質性的變化，更多的時候我們學會關掉手機和鬧鍾，在各種夢語和自我蒙蔽中來麵對時代的變化和自我減損。然而詩人卻恰恰就是那個在午夜和淩晨的轉折點上，翻開時間指針背後表盤的那個修檢員，就是那個精神的遊蕩者和不安靈魂的尋溯者。由此，在時代匆促轉換而人們都不去看“遠方”的時候，詩人該如何麵對日益含混的世界以及內心？這是我在閱讀完曹誰詩歌之後提出的一係列問題，因為很少有寫作者能夠麵對這個問題，而曹誰是一個例外。
讀完曹誰的詩歌之後不久，我再次踏上了西部高原，我承認這是一次難得的機緣。那時，高原的落日並未落盡。在拉脊山4800米海拔的高度，我缺氧的內心也得以領受了一個詩人的磅礴激情、寫作雄心以及精神遠遊。而此時，遠處的犛牛正在不緊不慢地吃草，落日即將吞進白天的最後一絲光線。黑夜這一偉大的元素性存在正在降臨，我在此時想起曹誰的詩。
在當代中國談論“現代史詩”以及相關的寫作精神多少是一件吊詭的事情，甚至這會被很多人認為是“不靠譜”的事。而我更認可“大詩”這一寫作概念和抒寫向度，因為“史詩”絕對不會在每一個時代都發生。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倒是當下寫作長詩幾乎已經成了一個潮流，這尤其在當年的那些“第三代”詩人那裏有著相當明顯的呈現。而我們會意識到在一個生活、閱讀、寫作和精神都不斷被“同質化”的今天，詩人之間的區別度正在空前可怕地縮減。換言之，平淡乏味的時代同時擠壓出每一個詩人的“小”來。我認為當下的中國就是適合寫作“小詩”的時代，因為這個時代詩人的精神被集體碾平了。而曹誰卻是一個“異數”，他向一個沒有遠方的遠方出發，他在一個拒絕“大詩”的時代寫作“大詩”。這是一個在巴別塔尖傾心於偉大元素，目光深矚於亞歐大陸地帶的歌者。我相信曹誰一直試圖在接續一個偉大的傳統，從中西方的史詩到詩人海子在當代的短暫努力。我不知道曹誰是否已經做好了準備？因為當年的海子在寫出係列長詩後無論生前還是死後都是應者無幾，詩壇一片沉默。甚至更為可怕的在於這種沉默一直持續到了今天。在當下的時代不僅寫作這種“大詩”存在著難以想象的難度，而且在詩歌傳播和接受生態上來考量已經很少有讀者具備足夠的知識、情懷和耐心來讀這樣龐大的詩歌。曹誰的詩歌以及他多年來所倡導的“大詩”或者“第三史詩”（按照曹誰的說法第三史詩或者大詩是在原始史詩和文人史詩後、在沒有神性故事和華美韻律的自由詩時代的史詩，其特征是“內在冥想以構造世界形態、外在抒情以維係詩歌本質”）則像他身後的高原一樣使得他有著迥別於他人的精神氣象和詩歌版圖。曹誰的詩歌我一直都想說說我的觀感，但是麵對著一個有著龐大的寫作版圖（專注於亞歐大陸地的抒情和史詩性抒寫）和精神遠方的寫作者（比如他所構築的“大詩主義”），我則怕難以找到合適的路徑進入。而在我看來曹誰帶有當下中國詩人少有的傳統性和異質性。而這種兩種質素的結合在當代青年詩人那裏幾乎不存在。各種聲稱叛逆、先鋒的聲音倒是一直不絕於耳，而像曹誰那樣同時具備了回溯和前瞻能力的寫作者確實顯得彌足珍貴。曹誰詩歌精神的傳統性更多的時候體現為一個個體經驗和想象層麵的。換言之，如果一個詩人以已經被消耗一空的符號和空洞無物的隱喻來抒寫所謂的傳統和慣性的依稀遺留，那麼這樣的詩歌話語方式無疑是極其可怕的。而這也隻能是企圖僵屍複活一樣的癡人說夢。而在曹誰這裏，我所說的詩歌精神的傳統性的一個基本的基調和動因就是對當下中國生活和精神狀態盲目的現代性集體衝動的反撥與矯正。我們應該放眼看看當下的時代，經濟的時代圖騰確實在很多方麵帶動了我們的步伐和某種憧憬，但是可怕的也在於我們同樣目睹了一些偉大的精神和元素性事物的被迫取消和徹底地宣告結束。
基於以上觀感，我得出一個可怕的結論——這是一個沒有“遠方”的時代，而曹誰卻朝著那個自己心中所憧憬的“遠方”前行。
時代加速向前，精神加速向後，正是在這種不停地撕扯中詩人所呈現的就必然是殘酷的現實和不斷被強行拉遠的“過去時”。而詩人所能做到的就是“減法”般的工作，不斷去除事物和現象的枝蔓，不斷呈現事物本來的麵目，盡管最終可能隻是麵目全非的事實。而在一個被不斷拆毀的時代，曹誰是一個傾心於精神和元素重建的詩人。他對於廢墟和茂盛荒草的發現與抒寫則呈現了杜甫式的絕望與淒然，“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在一個“去地方化”的時代，我們已經很難通過地理空間和文化區域來發現具有“方言”歸屬感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