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和提醒曹誰的是“大詩”或“第三史詩”的寫作肯定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因為這種類型的寫作調性在當下甚至當代成了稀缺之物。而我想追問的是，這種“大詩”現在是否還具備民族性和本土性的閱讀共識？因為當年海子、駱一禾、昌耀等人的“大詩”寫作至今來看應者聊聊。而包括曹誰體現在《亞歐大陸地史詩》中的這樣的“大詩”寫作不能避免的就是文化的地理空間以及元素性。而元素性寫作如果隻是憑借一般意義上的“抒情”和宏大的結構來構架的話顯然會遇到浮泛和空洞性的危險。通過閱讀曹誰的詩我們能夠看出他對這種危險性的盡量規避。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一般意義上的宏大性的曆史敘事往往會消泯掉詩歌的溫度、情懷以及語言的質感，因為在不自覺中就會出現那些被消耗無數次的龐大的詞語和意象以及象征體係。而曹誰的詩歌特有的抒情調性以及具有強烈的個人想象能力和創造力的詩歌話語譜係顯然是有別樣的溫度和生命延宕膂力的，他在“大詩主義”中所提出的用“內在冥想以構造世界形態、外在抒情以維係詩歌本質”應該是基於此。
由曹誰這樣青年寫作者的詩歌，我越來越留意到詩歌寫作中的“個人性”問題。每個人在自由和開放表達個體情感的同時，一部分詩歌也因為過於窄促的閱讀空間而喪失了傾聽者。也許我們仍然可以在精英立場上強調詩歌是獻給無限少數人的事業，但是好的詩歌與重要的詩歌、偉大的詩歌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提請詩人們注意的就是應該在個人與周邊事物甚至更為廣闊的與現實和命運緊密相連的曆史感受力中綜合性地呈現詩歌的成色。詩是個人的，但又不止是個人的。而曹誰則在個人和曆史以及現實之間找到了一個最合適的接榫點。也就是說曹誰的詩歌能夠讓我們感受到個體的體溫和內心漩渦的波瀾翻卷，與此同時我們又能夠在他大量的詩歌寫作的空間和時間的結構上不斷與曆史性和現實狀態的事物發生對話甚至摩擦。而更為重要的還在於曹誰的詩歌具有當下比較罕見的召喚結構。這種召喚結構的重要性在於它能夠讓我們重新麵對曾經偉大但是卻已經被我們集體性遺忘的事物和情懷。所以，當曹誰在2008年辭職遠遊的時候，當他一個人背負著心靈的熱望勇猛而孤獨地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用數月時間不斷行走的時候，我能夠感受到一顆尋找人類曾經用偉大元素構築的偉大國度的個人夢想以及對一個已經沒有遠方時代的再次出發與尋找。也許，這注定帶有了悲劇色彩和失敗者的宿命，因為這已經不是李白杜甫的時代。李白一生數次翻越秦嶺，杜甫更是一生漂泊動蕩，而這種與“遠方”相關的行走詩學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旦當這種精神作為資源和想象力的依托轉化為詩歌話語的時候，其詩歌的特異性就不能不是顯豁而獨存的了。
我堅持認為經曆了中國先鋒詩歌集體的理想主義“出走”和“交遊”之後，詩人的“遠方”（理想和精神的遠方）情結和抒寫已經在1990年代徹底宣告終結。尤其是在當下的去除“地方性”的時代，我們已經沒有“遠方”。坐著飛機、汽車、輪船，我們隻是從一個點搬運到另一個點。一切都是在重複，一切地方和相應的記憶都已經模糊不清。一切都在迅速改變，一切都快煙消雲散了。需要提及的是，我剛才說到的詩歌中的“遠方”還必然指向了曆史煙雲深處。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倫理化的底層和民生抒寫熱潮中，詩人普遍喪失了個人化的曆史想象能力。換言之，他們讓我們看到了新聞一樣的社會現場的一層浮土，讓我們看不到任何真正關涉曆史和情懷以及生存的體溫。而更需要思忖的是為什麼近年來本土詩人將視野都投在了青海、西藏和新疆的這些遠方？因此帶來的詩歌的“遠方”與當年的“遠方”是一樣嗎？“遠方”是否又被旅遊觀光手冊式的寫作所消費和消弭？而曹誰卻是追尋這種遠方和矚目於亞歐大陸（在他看來亞歐大陸曾經是人類曾經的共同家園，從巴比倫向西到猶太、埃及、希臘，向東到波斯、印度、中國）的“少數者”。而這種“少數者的夢想”就是記憶的力量、詩歌的力量。巴什拉爾說“哪裏有燭火，哪裏就有回憶”，而對於這些民族詩人而言，哪裏有火焰，哪裏就有詞語。而詞語與火焰不論是淬煉再生的關係還是焦灼拆解的關係，都不能不讓一個現代詩人反複思考、盤詰和追問。斯蒂芬·歐文在《追憶》中說，在詩歌中回憶具有根據個人的追憶動機來建構過去的力量，它能夠擺脫我們所繼承的經驗世界的強製幹擾。確實，回憶的“鏈鎖”把此時的過去同彼時的、更遙遠的過去連接在一起，有時鏈條也向幻想的將來伸展，那時將有回憶者記起我們此時正在回憶過去。通過回憶我們自己也成了回憶的對象。這種立足於現場、反觀過往、遙視未來的記憶的能力體現在像曹誰這樣一些“少數者”不同時期的一係列詩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