滂沱大雨，送詩人任洪淵遠行
吳思敬
8月18日是送別詩人任洪淵的日子。當我趕到北京大學首鋼醫院告別室的時候，瓢潑大雨下得正急，告別室外的涼棚被詩歌界的朋友和北師大的師生擠得滿滿的。告別儀式進行期間，大雨如注，天人同哀。望著躺在鮮花叢中任洪淵消瘦的遺容，我不禁悲從中來，想起他那坎坷而又散發著詩意光芒的一生。
我是1979年認識洪淵的，當時我們都在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分院執教，他教古代文學，我教文藝理論。那時他還沒結婚，沒有自己的家，就跟學校借了一間辦公用房權當宿舍。那個階段我們接觸最多。我每到校上課、開會之餘，常去他那蝸居裏與他聊天，聽他談自己的新作，朗誦自己的詩。他有個習慣，每天醒得很早卻不起身，而是在床上反複琢磨他的詩，等腹稿醞釀成熟，一篇完整的詩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誦出來了。他要結婚了，向學校申請房子，學校解決不了，他提出調到他的母校北京師範大學，那裏答應給他一居室的房子。他搬走後，我就難得聽他背誦新作了，但我們還是能經常見麵。我們都是北京作家協會詩歌創作委員會的成員，他是主任，我是委員，常有機會一起參加詩歌活動。後來北大詩歌研究院和首都師範大學詩歌研究中心舉行學術活動，也總會向他發出邀請。我們私下的交往一直未斷。20世紀80年代，我住在王府井菜廠胡同7號，地處鬧市，交通方便，我家遂成為詩人們常來常往的地方。詩人們聚在一起，免不了要談詩、朗誦詩。有一次我愛人下班回來，推著自行車剛進院子，就聽見我屋子裏傳出高亢的朗誦聲，一推門，原來是任洪淵詩情爆發了。
20世紀50年代，任洪淵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時代開始詩歌創作。他俄文非常好，酷愛普希金、萊蒙托夫、葉賽寧、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等俄羅斯詩人。他對詩歌的摯愛與早期積累，使他一旦找到出口，噴薄的詩情便奪口而出。1977年他開始發表詩歌，與朦朧派詩人差不多同時登上了詩壇。由於年齡與環境的限製，他未能像朦朧派詩人一樣瞬間放出奪目的光彩。在詩壇他默默地堅守著。他極有個性與辨識度的詩歌與《女媧的語言》《墨寫的黃河：漢語文化詩學導論》《漢語紅移》等著作，標誌著他在當代詩壇的獨立存在。他不屬於任何詩群或流派，卻用自己的詩歌與理論著述為漢語詩歌注入了新的語言和活力。在朦朧詩論爭中，他對朦朧派詩人保持了一種友好的態度。他知我與江河、顧城、楊煉等人交好，便讓我安排在我家與他們相見。他對支持朦朧詩的謝冕先生十分尊敬，幾次提出讓我帶他去看望謝冕。1983年8月10日，利用暑期，我和他一同前往北大。我騎車，他坐公交車，我比他先到了20分鍾。此時正是批判“三個崛起”(1)的高潮時期，謝冕的處境很困難，他說下學期要給研究生開“近年來詩歌創作”。對於當時的詩歌論爭，謝冕說已經認識清楚的問題再退回去，是可悲的。他表示決不後退，直到嘴被完全封上為止。洪淵讚賞謝冕的見識與人格，自此與謝冕結下了深厚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