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每逢出遊，行前行後我一定多讀有關書籍，也盡量學習該地的語言。遊罷泰國回來，為了把遊記寫得有點知性，我至少讀了半打參考書刊，外加《大唐西域記》和《六祖壇經》。帶回來的資料裏，除了旅遊手冊之外，一定還有多張地圖，迄今我的地圖藏量大概已近三百張了。其實，隻要你有心，就連鈔票、錢幣、車票，甚至簽證上麵也有不少資料可用。當然，在寫墾丁的幾篇遊記時，也不會放過公園圖文並茂的導遊手冊。
遊記的藝術首在把握感性，也就是恰如其分地表現感官經驗，令讀者進入情況，享受逼真的所謂“臨場感”。這種場合必須獅子搏虎，捉個正著，不能避重就輕，用一些俗濫的四字成語打發過去。散文家裏能通過這一關的，其實不多。大多數所謂的散文家善於處理人情世故，善於人間的抒情、敘事，甚且議論，但是要他們摹狀大自然的千變萬化，往往就無能為力，因為這方麵需要一點詩才，是強求不得的。
遊記大半表現感性，但也可以蘊含知性。遊記的知性包括知識與思考：名勝的地理與人文，是知識；遊後的感想，是思考。有知識而欠思考，隻是一堆死資料。思考太多而知識不夠，又會淪於空想。上乘的遊記應將知識與思想配合抒情與敘事，自然而機動地彙入散文的流勢裏去。這就要靠結構的功力了。蘇軾的豪放和方苞的拘謹，用遊記來印證，最為顯明。蘇軾的《石鍾山記》始於考據，繼以敘事、抒情，而終於大發議論，但是因為三段接得自然，而且中段的感性飽滿，足以支撐前後二段的知性，讀者乃不覺其為搬弄知識，空發議論。方苞的《遊雁蕩山記》毫無敘事，寫景的文字又不足文長的五分之一，其餘的篇幅卻用來諷世勵誌，遊興不高而道貌岸然，隻能算是戴了遊記假麵具的說教。
遊記有別於地方誌或觀光手冊，全在文中有“我”，有一位活生生的旅人走動在山水或文物之間。這個“我”觀察犀利，知識豐富，想象高超而活力充沛，我們跟隨著他，感如同遊。地方誌或導遊資料是靜態，遊記才有動感。這個“我”要有自信，要有吸引力，讀者才會全神跟隨著他。《後赤壁賦》裏，如果換了是二客奮勇攀登，而“蓋予不能從焉”，讀者就不想看下去了。
本書內頁龍坑的照片由王慶華先生提供，內頁其他照片，除了三張是采用旅遊手冊之外，都是吾妻我存所攝。在此應該謝謝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