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那時為我啟蒙的，還應該一提二舅父孫有孚先生。那時我們是在悅來場的鄉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裏，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濤聲日夜不斷，入夜尤其撼耳。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個山頭，和朱家祠堂隔穀相望。父親經常在重慶城裏辦公，隻有母親帶我住在鄉下，教授古文這件事就由二舅父來接手。他比父親要閑，舊學造詣也似較高，而且更加喜歡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傾向。
他為我講了前後《赤壁賦》和《秋聲賦》，一麵捧著水煙筒，不時滋滋地抽吸，一麵為我娓娓釋義，哦哦誦讀。他的鄉音同於母親，近於吳儂軟語，纖秀之中透出儒雅。他家中藏書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插圖動人的線裝《聊齋誌異》。二舅父和父親那一代，認為這種書輕佻側豔，隻宜偶爾消遣，當然不會鼓勵子弟去讀。好在二舅父也不怎麼反對，課餘任我取閱，縱容我神遊於人鬼之間。
後來父親又找來《古文筆法百篇》和《幼學瓊林》《東萊博議》之類，抽教了一些。長夏的午後，吃罷綠豆湯，父親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細覽他的《綱鑒易知錄》，一麵歎息盛衰之理，我則暢讀舊小說，尤其耽看《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甚至《封神榜》《東周列國誌》《七俠五義》《包公案》《平山冷燕》等也在閑觀之列，但看得最入神也最仔細的是《三國演義》，連“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霧迷江賦》也讀了好幾遍。至於《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則要到進了大學才認真閱讀。當時初看《紅樓夢》，隻覺其婆婆媽媽，很不耐煩，竟半途而廢。早在高中時代，我的英文已經頗有進境，可以自修《莎氏樂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By Charles Lamb），甚至試譯拜倫《海羅德公子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片段。隻怪我野心太大，頭緒太多，所以讀中國作品也未能全力以赴。
我一直認為，不讀舊小說難謂中國的讀書人。“高眉”（high-brow）的古典文學固然是在詩文與史哲，但“低眉”（low-brow）的舊小說與民謠、地方戲之類，卻為市井與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騷人墨客，下至走卒販夫，廣為雅俗共賞。身為中國人而不識關公、包公、武鬆、薛仁貴、孫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說莊、騷、李、杜、韓、柳、歐、蘇是古典之葩，則西遊、水滸、三國、紅樓正是民俗之根，有如圓規，缺其一腳必難成其圓。
讀中國的舊小說，至少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認識舊社會的民情風土、市井江湖，為儒道釋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注腳；另一則是在文言與白話之間搭一橋梁，俾在兩岸自由來往。當代學者慨歎學子中文程度日低，開出來的藥方常是“多讀古書”。其實目前學生中文之病已近膏肓，勉強吞咽幾丸孟子或史記，實在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根底太弱，虛不受補。倒是舊小說融貫文白，不但語言生動，句法自然，而且平仄妥帖，詞彙豐富；用白話寫的，有口語的流暢，無西化之夾生，可謂舊社會白語文的“原湯正味”，而用文話寫的，如《三國演義》《聊齋誌異》與唐人傳奇之類，亦屬淺近文言，便於白話過渡。加以故事引人入勝，這些小說最能使青年讀者潛化於無形，耽讀之餘，不知不覺就把中文摸熟弄通，雖不足從事什麼聲韻訓詁，至少可以做到文從字順，達意通情。
我那一代的中學生，非但沒有電視，也難得看到電影，甚至廣播也不普及。聲色之娛，恐怕隻有靠話劇了，所以那是話劇的黃金時代。一個窮鄉僻壤的少年要享受故事，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讀舊小說。加以考試壓力不大，都市娛樂的誘惑不多而且太遠，而長夏午寐之餘，隆冬雪窗之內，常與諸葛亮、秦叔寶為伍，其樂何輸今日的磁碟、錄像帶、卡拉OK？而更幸運的，是在“且聽下回分解”之餘，我們那一代的小“看官”們竟把中文讀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