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前夕，善寫月色的小說家張愛玲被人發現死於洛杉磯的寓所，為狀安詳，享年七十五歲。消息傳來，震驚台港文壇，哀悼的文章不斷見於報刊，盛況令人想起高陽之歿。張愛玲的小說世界哀豔蒼涼，她自己則以遲暮之年客死他鄉，不但身邊沒有一個親友，甚至歿後數日才經人發現，也夠蒼涼的了。這一切，我覺得引人哀思則有之，卻不必遺憾。因為張愛玲的傑作早在年輕時就已完成，她在有生之年已經將自己的上海經曆從容寫出。時間，對她的後半生並不那麼重要，而她的美國經驗，正如對不少旅美的華人作家一樣，對她也沒有多大意義。反之，沈從文不到五十歲就因為政治壓力而封筆，徐誌摩、梁遇春、陸蠡更因為夭亡而未竟全功，才真是令人遺憾。
張愛玲活躍於抗戰末期淪為孤島的上海，既不相信左翼作家的“進步”思想，也不熱衷現代文學的“前衛”技巧，卻能兼采中國舊小說的家庭倫理、市井風味，和西方小說的道德關懷、心理探討，用富於感性的精確語言娓娓道來，將小說的藝術提高到純熟而微妙的境地。但是在當時的文壇上，她既不進步，也不前衛，隻被當成“不入流”的言情小說作家，亦即所謂“鴛鴦蝴蝶派”。另外，錢鍾書也是既不進步也不前衛，卻兼采中西諷刺文學之長，以散文家之筆寫新儒林的百態，嬉笑怒罵皆成妙文。當代文壇各家在《人，獸，鬼》與《圍城》裏，幾被一網打盡，所以文壇的“主流派”當然也容不得他。此二人上不了文學史，尤其是當年大陸的文學史，乃理所當然。
直到夏誌清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才為二人各辟一章，把他們和魯迅、茅盾等量齊觀，視為小說藝術之重鎮。今日張愛玲之遍受推崇，似乎已經理所當然，但其地位之超凡入聖，其“經典化”（canonization）之曆程卻從夏誌清開始。《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於一九六一年，但早在一九四八年，我還在金陵大學讀書，就已看過《圍城》，十分傾倒，視為奇書妙文。倒是張愛玲的小說我隻有道聽途說，印象卻是言情之作，直到讀了夏誌清的巨著，方才正視這件事情。早在三十多年前，夏誌清就毫不含糊地告訴這世界：“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僅以短篇小說而論，她的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兒(1)、泡特(2)、韋爾蒂(3)、麥克勒斯(4)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金鎖記》長達五十頁；據我看來，這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一位傑出的評論家不但要有學問，還要有見解，才能慧眼獨具，識天才於未顯。更可貴的是在識才之餘，還有膽識把他的發現昭告天下：這就是道德的勇氣、藝術的良心了。所以傑出的評論家不但是智者，還應是勇者。今日而來推崇張愛玲，似乎理所當然，但是三十多年前在“左”傾成風的美國評論界，要斬釘截鐵肯定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等的成就，到與魯迅相提並論的地步，卻需要智勇兼備的真正學者。一部文學史是由這樣的學者寫出來的。英國小說家班乃特(5)（Arnold Bennett）在《經典如何產生》一文中就指出，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全是因為最初有三兩智勇之士發現了一部傑作，不但看得準確，而且說得堅決，一口咬定就是此書；世俗之人將信將疑，無可無不可，卻因意誌薄弱，自信動搖，禁不起時光再從旁助陣，終於也就人雲亦雲，漸成“共識”了。在夏誌清之前，上海文壇也有三五慧眼識張於流俗之間，但是沒有人像夏誌清那樣在正式的學術論著之中把她“經典化”。夏誌清不但寫了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也隻手改寫了中國的新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