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久為國際氣派的通都大邑，不但東西對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鄉兼勝，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觀光客多半目眩於她的鬧市繁華，而無視於她的海山美景。九龍與香港隔水相望，兩岸的燈火爭妍，已經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況更翻一倍。至於地勢，伸之則為半島，縮之則為港灣，聚之則為峰巒，撒之則為洲嶼，加上舟楫來去，變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無窮，我看了十年，仍然饞目未饜。
我一直慶幸能在香港無限好的歲月去沙田任教，慶幸那琅嬛福地坐擁海山之美，安靜的校園，自由的學風，讓我能在“文革”的囂亂之外，登上大陸後門口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性寫了好幾本書。於是我這“台灣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時期”。
不過這情人當初也並非一見鍾情，甚至有點刁妮子作風。例如她的粵腔九音詰屈，已經難解，有時還愛寫簡體字來考我，而冒犯了她，更會在“左”報上對我冷嘲熱諷，所以開頭的幾年頗吃了她一點苦頭。後來認識漸深，發現了她的真性情，終於轉而相悅，不但粵語可解，簡體字能讀，連自己的美式英語也改了口，換成了矜持的不列顛腔。同時我對英語世界的興趣也從美國移向英國，香港更成為我去歐洲的跳板，不但因為港人歐遊成風，遠比台灣人為早，也因為簽證在香港更迅捷方便。等到八十年代初期內地逐漸開放，內地作家訪問交流，也多以香港為首站，因而我會見了朱光潛、巴金、辛笛、柯靈，也開始與流沙河、李元洛通信。
不少人瞧不起香港，認定她隻是一塊殖民地，又詆之為文化沙漠。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於香港，五天後舉殯，全港下半旗誌哀。對一位文化領袖如此致敬，不記得其他華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適當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如此的香港竟能稱為文化沙漠嗎？
歐洲開始成為外遇，則在我將老未老、已晡未暮的善感之年。我初踐歐土，是從紐約起飛，而由倫敦入境，繞了一個大圈，已經四十八歲了。等到真的步上巴黎的卵石街頭，更已是五十之年，不但心情有點“遲暮”，季節也值春晚，偏偏又是獨遊。臨老而遊花都，總不免感覺是辜負了自己，想起李清照所說：“春歸秣陵樹，人老建康城。”
一個人略諳法國藝術有多風流倜儻，眼底的巴黎總比一般觀光嬉客所見要豐盈。“以前隻是在印象派的書裏見過巴黎，幻而似真；等到親眼見了法國，卻疑身在印象派的畫裏，真而似幻。”我在《巴黎看畫記》一文，就以這一句開端。
巴黎不但是花都、藝都，更是歐洲之都。整個歐洲當然早已“遲暮”了，卻依然十分“美人”，也許正因遲暮，美豔更教人憐。而且同屬遲暮，也因文化不同而有風格差異。例如倫敦吧，成熟之中仍不失端莊，至於巴黎，則不僅風韻猶存，更透出幾分撩人的明豔。
大致說來，北歐的城市比較秀雅，南歐的則比較穠麗；新教的國家清醒中有節製，舊教的國家慵懶中有激情。所以斯德哥爾摩雖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但是冬長夏短，寒光斜照，兼以樓塔之類的建築多以紅而帶褐的方磚砌成，隔了茫茫煙水，隻見灰蒙蒙陰沉沉的一大片，低壓在波上。那波濤，也是藍少黑多，說不上什麼浮光耀金之美。南歐的明媚風情在那樣的黑濤上是難以想象的：格拉納達的中世紀“紅堡”（Alhambra），那種細柱精雕、引泉入室的伊斯蘭教宮殿，即使再三擦拭阿拉丁的神燈，也不會赫現在波羅的海海岸。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沉醉醉人，或是清醒醒人，歐洲的傳統建築之美總令人仰瞻低回，神遊中古。且不論西歐南歐了，即使東歐的小國，不管目前如何弱小“落後”，其傳統建築如城堡、宮殿與教堂之類，比起現代的暴發都市來，仍然一派大家風範，耐看得多。曆經兩次世界大戰，遭受納粹的浩劫，歲月的滄桑仍無法摧盡這些遲暮的美人，一任維也納與布達佩斯在多瑙河邊臨流照鏡，或是戰神刀下留情，讓布拉格的橋影臥魔濤而橫陳。愛倫坡說得好：
你女神的風姿已招我回鄉
回到希臘不再的光榮
和羅馬已逝的盛況
一切美景若具曆史的回響、文化的意義，就不僅令人興奮，更使人低回。何況歐洲文化不僅悠久，而且多元，“外遇”的滋味遠非美國的單調、淺薄可比。美國再富，總不好意思在波多馬克河邊蓋一座盧浮宮吧？怪不得王爾德要說：“善心的美國人死後，都去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