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半票讀者”，我們的文學界有論斤出賣的“半票作者”。這兩種現象相輔相成；最早，究竟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再也分不清了。夾在蛋與雞之間，還有一種“半票批評家”，欲以己之朦朦發人之昭昭，而使已經混亂的場麵，顯得更加迷失。在這樣的氤氳氣氛裏，不少侏儒儼若大師，某些贗幣流通於市場，而真正優異的作品，往往缺乏鼓勵，甚且默默無聞。我們的時代沒有文學批評，沒有獨排眾議自成一家的文學批評。
這種現象，比它表麵所顯示的，要嚴重得多。因為一個民族在文學批評上所表現的沒落或沉寂，說明了該民族對於美的判斷，若非欠缺真知灼見，便是沒有責任感。結果真正的判斷，隻有轉入地下，以口碑或腹誹的形態，存在於少數心靈之間。這種遲鈍的感受和怯懦的心理，在某種層次上，間接反映出該民族心靈的衰退。
此地所謂的“美”，不是“漂亮”或者“不漂亮”的問題。所謂“美”，是指一件作品，對人生的處理夠真實，對文字的處理夠成熟，而內容和形式又融和無間。反之，就是“醜”。在這樣的了解下，文學不再是舞文弄墨的消遣，而是一個民族心靈的晴雨表；它關係一個民族的最佳心靈對於生活的態度和運用語文的能力。文學批評家的工作，便是觀察這晴雨表是否有效、是否準確、是否真能反映民族心靈的氣候。
美國現代文學之所以發達，文學批評的繁榮，是原因之一。所謂“新批評”，在蘭塞姆、泰特、華倫、布魯克斯等大師的領導下，雄踞美國文壇，並壟斷學府的講台，垂二十餘年。直到近年才有謝皮洛（Karl Shapiro）、費德勒（Leslie Fiedler）等人起來，向他們的權威挑戰。而無論何家何派的批評家，至少有一點相同：那就是勇於批評，尤其是批評當代的作家。而所謂批評，並不僅限於應景捧場的書評，更非淺嚐即止三五千字的玩意，而是對於一位作家的長篇專論。大師如艾略特、福克納者，生前即已成為卷帙浩繁的批評的對象，自不在話下。即如年事尚輕的薩林傑、羅威爾等，也莫不有專文專書加以評介。相反地，不要說今日在台灣的傑出作家無人批評，即使“五四”早期的作家亦何嚐有專書研究？反而在台的美國留學生之中，有人以徐誌摩或聞一多為論文對象。我們沒有文學批評，沒有精當而堅實的文學批評，應該是無可置辯的事實。
這並不是說，沒有人在寫批評，也不是說，絕對沒有夠格的批評。有是有的，但是不多，而在這已經極不繁榮的情形之下，多數的執筆者，都是麵目模糊，言語支吾之輩。為了稱呼方便起見。我為他們鑄了一個名詞——“二房東批評家”（sublessee critics）。
顧名思義，所謂二房東，是左手取之，右手予之，但自身也難保的一種人。他們介於大房東和小房客之間，顧盼自雄，儼然舉足輕重。這種批評家，分來分去，最多分出大貧、小貧兩種，而無論是大貧或小貧，都貧於思想，貧於文字，尤其貧於個性，可是落筆寫評之際，莫不善於買空賣空，以無為有，以虛充實。他們的所謂批評，大抵道聽途說，以訛傳訛，不是作家的點名簿，就是旁人的意見箱，不是海盜版的謠言，就是怔忡症的口吃。這種二房東批評家，真需要《愚人誌》的作者蒲柏，揮動他寒芒四射的“雙刃劍”，做一次“平庸的大屠殺”，為文壇清出一片淨土。
在蒲柏再世之前，我們不妨把二房東批評家們拚起隊來，用X光拍一張團體照，分析分析他們的通病。首先，我們發現，二房東批評家們沒有自己的見解。他們是一批慣竊，也是盜墓賊，因為他們同樣不放過時人和古人，盜罷朱光潛再偷薩特，偷完王國維再盜克羅齊。他們最講究“根據”，要做到“無字無來曆”的地步。即使一個真正的批評家，也必須附麗於一位大詩人或大小說家。二房東批評家們，大概隻能視為“寄生蟲的寄生蟲”，因為他們必須仰賴其他的批評家。但是，如果要說他們全無學問，那是不公平的。與其說他們沒有學問，還不如說他們不知如何運用學問。麵對紛然雜陳的資料，麵對各家各派的理論，他們眼花繚亂，茫然失措，不知該如何選擇，整理，組織，因而後語不對前言，矛盾百出，重心全無。事實上，一個批評家不但需要知識，更需要觀點和立場：觀點所以組織知識，有了觀點，乃有井然的透視；立場所以決定批評家對作家與讀者的關係，有了立場，乃有明確的責任。有些批評家成為二房東，不但是因為他們在學問上隔靴搔癢，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觀點模糊，立場曖昧，對於某些新興的文學，如現代詩及現代小說，又像支持，又像反對，始終拿不定主意，結果我們有了一批“現代掮客”。觀點屬於智慧，立場則本乎良心。就立場而言，“現代掮客”還不如“古典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