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器晚成的葉芝致敬
經過曆史無數次的選擇，葉芝和艾略特已經被批評家、文學史家和同行的詩人公認為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兩位大詩人。許多批評家甚至認為前者是現代英語詩壇最偉大的作家。這種榮譽、這種崇高的地位，不是僥幸獲致的。艾略特的聲譽，至少有一半建築在他的批評和詩劇上；葉芝的，絕大部分要靠他的詩，雖然他在戲劇、散文和故事方麵也相當多產。
在詩創作的過程上，兩位大詩人形成有趣的對照。艾略特的發展比較平穩，他的天才是早熟的，但並未早衰；葉芝的發展迂回而多突變，他的天才成熟得很緩慢，整個過程，像他詩中的回旋梯一樣，呈現自我超越的漸次上升之勢，而抵達最後的高潮。早熟的艾略特，一出手便是一個高手。他在二十二歲那年寫的處女作，《普魯夫洛克的戀歌》，在感受和手法上，已經純粹而成熟，且比同時代的作者高明得多。葉芝則不然。一九○八年，四十三歲的葉芝已經是愛爾蘭最有名的詩人，且已出版了六卷詩集，但是他的較重要的作品，那些堅實有力的傑作，根本尚未動筆。如果當時葉芝便停止創作，則他充其量隻能算是一個次要詩人，甚至隻是一個二三流的作者。
最難能可貴的是：從那時起一直到七十三歲逝世（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為止，他的詩，無論在深度和濃度上，一直在增進，他的創作生命愈益旺盛，他的風格愈益多變。以一位已然成名的前輩，葉芝轉過身來接受年輕一代的新詩——當時崛起於英美詩壇的意象主義，且吸收比他小二十歲的龐德的影響。當時，龐德去倫敦，原意是要向葉芝學習，但是結果他給葉芝的影響似乎更多。尤其可貴的是：葉芝的好幾篇重要作品，都完成於七十歲以後，死前四個多月寫的《本布爾本山下》（Under Ben Bulben），仍是那麼蒼勁有力，比起丁尼生那首壓卷作《出海》宏大得多了。
這種現象，在英國文學史上，是罕見的。華茲華斯的代表作，幾乎在三十七歲以前就寫完了；從四十五歲起，雖然寫作不輟，但他的創作力迅速地衰退，形成一種“反高潮”（anticlimax）的現象。這種過程，和葉芝的恰恰相反。華茲華斯雖多產，但由於他欠缺自我批評的能力，作品良莠不齊，劣作甚多。華茲華斯的詩來自“沉靜中回憶所得的情感”，但他自中年以後，生活孤立而刻板，沉靜日多，情感日少，愈來愈沒有什麼好回憶的了。此外，柯勒律治對他的健康影響，正如龐德對葉芝和艾略特的健康影響一樣，幾乎具有決定性；中年以後，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的友情分裂，他就不能再依憑柯勒律治的鼓舞和批評了。
在彌爾頓的身上，我們似乎找到和葉芝相近的例子。彌爾頓的傑作，例如《失樂園》和《桑孫力士》，都是晚年的作品；但是彌爾頓六十六歲便死了，比葉芝要早七年，而他的較早佳作，如《裏西達斯》《沉思者》《歡笑者》，及十四行多首，均在三十歲以前完成。葉芝早期的代表作，如《當你年老》及《湖心的茵島》等，和晚期的作品比較起來，非但風格大異，而且詩質較低。《湖心的茵島》一首，除第二段頗具柔美意象外，通篇皆甚平庸。而第二段的所謂柔美，也不過具有十九世紀中葉“前拉菲爾主義”（Pre-Raphaelitism）那種恍惚迷離，帶煙籠霧的感傷色調罷了。
葉芝的可貴處就在這裏。他能夠大徹大悟，打破自己的雙重束縛，奮力超越自己。葉芝是愛爾蘭人，而愛爾蘭在他五十七歲以前一直是英國的一個藩邦，在文化上是一種弱小民族的小局麵。在另一方麵，即以整個英國而言，葉芝開始寫作時，正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末期，也正是浪漫主義之末流而又末流，大詩人幾已絕跡。可以說，除了哈代以外，葉芝年輕時的九十年代英國詩壇，僅擁有一批蹇促不申的歇斯底裏的小詩人如道孫之流，而當時的哈代方棄詩而就小說，以小說聞於文壇，而不以詩聞。這雙重限製，地域上也是時間上的，構成他早期不利的條件。葉芝終於能將它擺脫，且成為超越時空的國際性大詩人，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最初，葉芝也不過幻想自己要做一個愛國的作家罷了。在這雙重限製下，他自然而然地步“前拉菲爾主義”和唯美運動的後塵，寫一些浪漫而朦朧的次等貨色。像《舊歌新唱》（An Old Song Resung）一類作品，其低回於自憐的情境，置之九十年代任何小詩人的詩集中，恐怕都沒有什麼分別。為了提倡愛爾蘭的文藝複興運動，葉芝更進一步，把這種浪漫的餘風帶進愛爾蘭的民俗、傳說和神話。結果，是朦朧的表現手法加上模糊的主題。這種作品，和現實的把握，個性的表現，距離得太遠太遠了。偉大的作品，在這樣的情形下，絕對無法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