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灣的教育十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結果，人人都是初中畢業生，也就是說，起碼的知識分子了。即使高中和大專的畢業生，加上全台的教師，數量之大，也豈止“一小撮人”，何況近年軍公人員在知識水平上也大大提高，商人之中更吸收了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和各行各業之間並無明確的分界。今日台灣的知識分子隻是教育的標準，不是職業的分類。軍人、公務員、商人，甚至部分的工人和農民，都不能稱為“非知識分子”。
“勞工神聖”，是一個偉大的觀念。但不能因為歌頌勞力，就有理由低貶勞心。一件大工程固然有賴千萬人的勞力，但全盤的設計需要勞心，而工人操作所用的機器更是勞心配合勞力的成果。隻要有益於社會的建設和維係，勞心和勞力是同樣重要的。從前的社會低貶了勞力，固然不對，但一個低貶知識分子的社會，也是不健康的。
某作家在文章裏說過這麼一句話：“如果詩人體會到漁火是漁民勞動的現象，他就不會說漁火是美景了。”這種觀念實在太狹隘，一旦普遍被接受，世上殆無事可以入詩。準此，則橫貫公路的景色何忍欣賞，因為那是退伍士兵勞動的成果。吃一隻鳳梨的快樂也不是絕對的，因為那蜜汁裏有果農的血汗。詠歎嬰孩的可愛是沒有心肝的，因為你忘了他媽媽多辛苦。這樣一路想下去，恐怕除了訴苦哭窮或者咬牙切齒之外，就再也無處可以落筆了。
勞力的人值得同情，勞心的人何嚐不值得同情？漁夫辛苦，小學教員難道不辛苦嗎？果農辛苦，畫一幅果園的畫家難道不辛苦？一位作家用他的心血培養出一篇作品來，再用那作品換取一點可憐的稿費，這樣的勞心，視勞力又有何愧？工農的生活應加改善，工農的生活應該成為文學的題材，這是天經地義，但不能因為如此，作家就沒有權利處理自己熟悉的生活。
說台灣的現代詩隻是一小撮人在象牙塔裏的吟風弄月，是不負責任的話。早在一九五七年，彭邦楨和墨人合編的《中國詩選》裏，便已有一位工人出身的詩人吹黑明。第二屆中國現代詩獎得獎人之一的吳晟，則不折不扣是農民出身。至於寫詩而成名的軍人，更在一打以上。台灣的教育這麼普及下去，遲早人人成為知識分子。我們樂於展望，工農兵出身的作家愈來愈多，不但如此，希望漁民、鹽民、商人、公務員等也能產生他們自己的作家，做他們那一行的代言人。台灣的高等學校招生製度雖未臻於理想，但是絕無階級和職業的歧視，工、農、兵、商和公務人員的子女，都可以憑自己的學識進入大學。希望在教育的均等機會和文壇的開放門戶之下，台灣能培養“工農兵商公教”的全民文學，而不僅僅是狹義的“工農兵”文學。
少數作家在自卑複自虐的心理下，處處低貶知識分子，責備他們自私自利，不肯為“廣大的人民”服務。這種自命進步的普羅文學觀，其實是已經落伍的時髦，至少在台灣是不現實的。因為在台灣，人人得為大學生，改行也頗自由，知識分子並非固定的階級。在某些國家，連妓女都振振有詞，敢於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不知道為什麼有些知識分子，終日自慚形穢，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理由，還要別的知識分子陪他們一同自卑？
在自由而健康的社會裏，知識分子不比別人高貴，但也不比別人卑微。快樂的社會，有賴於各行各業的分工合作，友好團結，而不是階級對立，互相敵視。隻有在這樣的心理上，所謂大眾文藝才能成為一條大道。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一點不能解決，詩人是不可能坐下來晚餐的，不，誰也不能！
(1) 本篇寫於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