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各國文學史，最先出現的往往是詩人。如果用三餐的次序來喻文學史，則詩人所享，該是早餐，然後是散文家的午餐，最後，才是小說家的晚餐。戲劇家比較不一致：在西方，他吃的也是早餐；在中國，他卻是晚宴座上客。
到了現代，情形就變了。詩求精粹，往深裏走，常常幻覺是已經深了，其實是窄了。傳統還給了古典，故事還給了小說，政治還給了宣傳，日常生活還給了散文……剩下來的東西據說就是純詩，像華萊士·史蒂文斯那樣的詩。餐桌上，已少詩人的座位。
以台灣二十多年來的文壇為例。最早的幾年餐桌上大半是散文家。到了午餐，便換了小說家。總之，還沒有輪到詩人。現在的問題是：誰來晚餐？戲劇家嗎？恐怕不可能。詩人呢？也許是的。近幾年來出現的青年詩人，論質論量，都顯示現代詩潛力之深厚。像溫瑞安、方娥真、羅智成、施至隆這樣早熟的青年詩人，放眼一看，居然有好多位。前行代的詩人已為他們披荊斬棘，開出一條路來，這是他們的幸運，也是他們的障礙。十年之後，如果他們能掙脫前輩的影響卓然自立，則未來的晚餐桌上，可能都是詩人的席位，一半屬於前行代，一半屬於目前的新生代。
不少論者動不動就說“五四”以來以新詩成就最差，這是不公平的。以語言而論，五四時代的散文和小說，表麵上盡管西化，多少總還可以繼承明清小說裏的白話。新詩則不然，從古典詩跳到新詩，中間幾乎沒有過渡，幾乎沒有一塊踏腳石，可以說是說變就變的。新詩人麵對的挑戰，比散文和小說的作者，是大得多了。困難愈大的工作，往往成就也愈大。
現代詩和現代小說，是台灣現代文學並駕齊驅的雙駒，現代詩起步較早，但兩者似乎誰也不欠誰的。至於現代散文，則是現代詩一手帶大的小弟弟。這件事，十三年前(1)我在《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早已預言，今日眼見已成事實。看看《人間》《聯副》《華副》《幼獅文藝》等刊物上的散文吧，有幾篇是能夠免於現代詩影響的呢？目前的情形是：現代詩人之中，不少人能寫一手漂亮的散文，但是散文家中，有幾位能寫像樣的現代詩呢？無論如何，詩人筆下最好的散文，比散文家筆下最好的詩，畢竟是要高出許多。我說這番話，用意不在低貶散文家，隻在說明詩比散文難工。然則詩的成就最低之說，是沒有根據的。
十五年前，典型的現代詩人是一個半生不熟的文藝青年，惹人生氣如一粒青春痘。十五年後，現代詩人已經成熟得多，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學的態度已經修正不少，在學術界的地位也已大大提高。無論島內或海外，在大學裏任教或研究所深造的現代詩人日漸增多，支持現代詩的學者也為數不少。學府中的優勢當然不能保證現代詩在創作上日趨進步，但至少表示現代詩人在學識程度和批評水平上已經提高。十五年前率爾操觚的理論和批評，在今日的水平下，已經難為人接受。眼光高了，視域寬了，場麵大了，惡詆固然毀不了已經建立的聲譽，濫情與不學的溢美之詞也不易取信於人。對現代詩壇來說，真正“學院派”的形成，是健康的。作家的名氣固然由讀者造成，作家的地位卻必經學界認可。現代詩人既已漸漸“滲透”學界，遲早將會取得批評上的優勢。同時，現代詩的讀者也在增加。然則未來的晚餐，果為詩人而設乎？
“我的晚餐也許會延遲，可是餐廳將燈火輝煌，賓客雖少，卻都不凡。”十六年前，在《鍾乳石》的後記裏，我曾引英國詩人蘭道的這一句豪語來激勵現代詩的同人。十六年後，我的看法已有改變。詩人的晚餐也許仍要延遲，賓客卻無須冷落。
近年形勢大變，普羅文學的理論正由少數海外學人輾轉輸入台灣的文壇，發為文章，不但對台灣的現代文藝百般嘲弄，甚至偏激到竟然建議取消師範大學和工技大學以外的一切大學教育。在台灣，有極少數的作家受了普羅文學意識的影響，常在無意之間表現出一種“反知主義”的傾向，這是十分可悲的。總括他們的態度，不外下列的兩端：第一，知識分子隻是一小撮人，比起勞動大眾來，算不了什麼；第二，知識分子不直接參加生產，隻知胡思亂想，毫無實用價值，因此麵對勞動大眾，隻有自卑的份。結論是：知識分子寫的作品或為知識分子而寫的作品，是封建社會士大夫的遺毒，應該揚棄。弦外之音，似乎文學應走工農兵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