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真到自覺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詩？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筆會為慶祝二十周年紀念，舉辦了一個文藝座談會。會長羅香林先生邀我主講“二十年來台灣地區的文學”。這個時期號稱“二十年”，取其整數，實際上約為二十五年。我在演說稿裏把它又分成四個時期，就是天真時期（1938—1943）、轉型時期（1943—1948）、西化時期（1948—1960）、自覺時期（1960—今）。大致來說，“天真時期”隻是大陸時代的延長，人在海島，心在大陸，寫的大半是另一時空的經驗或幻想，主題天真、技巧簡易。“轉型時期”是大陸時代的過渡，一方麵是大陸來台的年輕一代在文壇漸露頭角，一方麵是本省作家漸漸進入中文寫作的情況。主題漸漸豐富了起來，反芻大陸經驗之作與表現台灣環境之作都有人嚐試。西方現代文學的譯介開始吸引年輕作家，並提供了不少新的技巧。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正是這一時期的代表刊物。“西化時期”這名字也許太武斷了，因為這十二年間的代表作之中，亦正不乏民族精神、鄉土風格，或是古典韻味。但是無可諱言，這個時期勇於嚐新的許多作家，莫不或多或少接受流行的現代主義的影響，小說走意識流，詩走超現實的路子，至於價值觀念、生活態度，更是往往跟著西方走，超時空地嗟歎工業文明的墮落。仔細分析之下，我們當可發現，在此時期，未趨西化甚至力拒西化的作家，仍多於趨附西化的一群，隻是非西化或反西化的力量是分散的、個別的，西化的“少數黨”卻力量集中、旗號分明，乃予人以聲勢浩大的幻覺。“自覺時期”實際上並不始於六十年代。對於少數先知先覺的作家來說，早在五十年代的末期甚至中期，它就已經開始了。民族、社會、鄉土、現實，這些主題，在五十年代曾受人冷落甚至否定，到了“自覺時期”乃紛紛抬頭，成為批評家鞭策作家的口號。
口號隻能代表社會或批評家主觀的願望，如果作家不響應，或者有心響應而才力不足、經驗不備，仍然於事無補。我有一次戲謂：“真正威脅作家的，不是批評家，而是一位更好的新作家。”批評家充其量隻能貶低作家的聲譽，但是無法取而代之；一定要有一位新作家出現，把同一題材處理得更好、更新，甚至創造出一個嶄新的題材，才會迫使舊的作家“過時”，而成為新題材甚至新時代的代言人。不久以前，一位旅加的數學教授回到台北，以現代詩欠缺民族性與社會感責備現代詩人，很寫了幾篇文章，他自己雖然也寫詩，可惜詩才平平，無力以身作則，所以他的批評雖也引起了一場喧鬧，卻不能導致真正的革命。他的口號仍然是一句口號。隻有等吳晟這樣的作者出現，鄉土詩才算有了明確的麵目。唐文標流了血，但是沒有革命，吳晟的革命卻無須流血。批評和創作的不同在此。
主觀要求與客觀的成就之間，往往頗有距離，有時甚至是背道而馳。幾乎在所有的地方，官方希望作家寫什麼和作家想寫什麼、能寫什麼之間，總是有衝突的。莫斯科不歡迎索爾仁尼琴那樣的作家，俄國偏偏出現了索爾仁尼琴。何其芳、卞之琳、艾青、郭沫若等的後期作品，往往生硬勉強，便是客觀條件被迫遷就主觀要求的結果。另一方麵，一位作家真想動筆寫實的話，他就會麵對許多現實的問題。任何社會都不免有些病態，任何現實都不免有些缺陷，要寫實，就不能不多少觸及。於是官方的“瓶頸”在前，批評家的壓力在後，作家的處境是值得我們同情的。
因此我認為，像“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詩”這類的問題，不應由官方提出，最好也不由批評家提出，而應該由詩人反躬自問，問自己應該寫什麼，該怎麼寫。
近十年來，我個人寫詩的方向，於民族、社會、現實三者，比較強調民族感與現實感。早在六十年代中期，這傾向在我的作品裏，已經有明確的流露。相信終我之身，這方向是曆久不移的。盡管如此，我仍認為“多般性”是比較健康的藝術形態，因此不但在自己的作品裏追求主題的變化，更希望眾多詩人在主題上能拓寬視域，為中國詩征服新的疆土。一位詩人的才氣並不限於駕馭文字，處理意象或安排節奏，因為在詩中引進一個新的題材，也是一種獨創，需要相當才識。譬如在羅青出現以前，有些題材曾是現代詩的大忌，根本入不得詩；羅青之後，那些題材就很自然了。今年五月號的香港《詩風》月刊上，翱翱發表的一首《中庸食譜》，用羅青筆法處理家常題材，高妙自然，似乎把羅青型的題材又推進了一步，可謂現代詩唱和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