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挑戰是轉係改行。在台灣教了十幾年的外文係，來中文大學後，不但改在中文係教書，更擔任了中文係的行政工作。這對我來說，是不大不小的“職業震撼”，頗需一番適應的。我開的課先後包括“中國新詩”“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和中文碩士班的“新文學研究”，今秋將再開一門“高級翻譯”。“五四”以後三十年間的新文學，我在大陸的少年時代原已濡染有年，去台灣之後遂少接觸，而仍能接觸的少數作家，如徐誌摩、朱自清、鬱達夫等，正好是台灣現代文學欲加超越的對象。現在輪到自己來教這門課，不免耐下心來從頭讀起。坦白地說，早期的那些名作家，尤其是詩人和散文家，真能當大師之稱的沒有幾位。同樣是備課，我從他們那裏能學到的東西，遠不如以前教過的“英詩”“現代詩”和“英國文學史”。但是不成功的作品甚至劣作，仍然可以用作“反麵教材”。在文學課上，教學生如何評斷劣作，其價值，不下於教他們如何欣賞佳作。
《青青邊愁》是我的第六本散文集，裏麵的文章，除了《廬山麵目縱橫看》和《山中十日，世上千年》兩篇之外，全是來港三年間的作品。
第一輯八篇都是抒情散文，除前兩篇曾在台港兩地的報紙副刊上同時發表外，其他六篇都載於《今日世界》，尤其是最後的三篇，當時限於篇幅，可惜未能放手揮筆。有一位朋友看過《花鳥》，對我說：“這不大像你的作品。”其實，該怎樣寫才像我自己的作品呢？我應該定下型來，專寫雄奇磊落壯懷激烈的宏文嗎？我的筆有興趣向四方探索，有時也不妨寫些閑逸小品，或是靜觀自得的工筆畫。
第二輯是小品雜文，大半得自《今日世界》的專欄，也因字數所限，未得暢所欲言。例如《茱萸之謎》，我手頭的材料原可寫成萬字長文，當俟有暇加以擴充。《哀中文之式微》在《今日世界》發表後，曾於今夏在政大西語係出版的《桂冠》上轉載。《民歌的常與變》是楊弦那張唱片引起的民歌論戰文章之一。事隔年餘，台灣青年歌手們掀起的新民歌運動，近日更見活力，至少比起被動地接受美國搖滾樂來，是自覺得多了。
第三輯七篇全是文學批評，所評者有現代詩和早期新文學的詩和散文。評論戴望舒、聞一多、郭沫若、朱自清四家的文章，都是我在中文大學講授新文學的副產品。我用過的教本上，評點各家作品的得失，每頁都有密密麻麻的紅筆眉批，稍加整理，可以發表的論評還有很多篇。坊間有關新文學的批評很少，有分量的尤難一見。新文學史倒是有好多部，可是往往偏於一家之言，不然便是流水賬式的一堆史料，除了作家的生平和書目之外，對於作品本身，反而蜻蜓點水，走馬看花，少見深入的分析和犀利的評價。早期新文學的批評，必須超越這種“普羅八股”和“泛述草評”的困局，才能建立學術的嚴謹。這塊新地顯然有待耕耘。
第四輯四篇全是書評。被評的四本書或為詩，或為小說，或為翻譯，或為英文著作，性質完全不同。《廬山麵目縱橫看》的文題，是借自蘇軾的名句，以喻中國古典文學之英譯，往往難窺真相：縱看乃指原文，橫看則為譯文了。《山河歲月話漁樵》兩年前在《書評書目》發表時，是“討胡”之師的首役。當時對此才高於德的垂暮老人惻惻然心存不忍，未將書評投給大報副刊，不料竟觸怒了該書的出版社，事後不但移作私嫌，且在該社的宣傳刊物上刪去我文中的大貶，突出我文中的小褒，把這篇書評加以歪曲地運用。其實在民族的大節之下，一家出版社的榮辱得失不過是綠豆芝麻的細節。那家出版社無論什麼人——即使是我的父親——辦的，那本書我仍是要評的。那家出版社也出版過不少好書，這個汙點拭去便是，世人的公論應該虛心接受，不應閃爍逃避。
至於來港後所寫的詩，至今不過四十首，還不夠出書的分量，也許要再過兩年才能成集。上個月回台北，不少朋友都表示關切，說我的作品近來似乎很少了。我的回答是，比在台北時確實少了一點，但比起旅美期間仍豐盛得多。有些文章，例如，《評戴望舒的詩》和《新詩的評價》等，是隻在香港的刊物發表而不見於台灣的；其實這本散文集已達三百多頁，卻是我六本散文集中最厚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