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邊愁》純文學版後記
離開台灣，那永恒而多雨的家島，一回頭竟已是千日悠悠了。自從二十七年前在基隆登陸，踏上那芬芳的沃土以來，我曾多次告別她的海岸，但沒有一次這麼長久。另一方麵，香港三年雖為新居，亦屬重遊。我正是大二的學生時，從廈門遷來香港，在銅鑼灣道住了將近一年。港大進不去，失學更失業，那一年的流亡生活是十分苦悶的。後隨母親東航台灣，載我們進基隆港的海船，便是從香港啟錨的。
二十七年彈指間，再來香港，伴我的卻是妻子和四個女兒。哀哀母親，生我劬勞，早已火化，入土於俯瞰碧潭的山上了。昔日的失學青年，變成了今日的大學教授，早生華發，人生如夢。在過海的渡輪上，凝望著波上千矗的蜃樓水市，這些，常是我反芻的感想。設若二十七年前不曾東渡，留在香港，則中環簇簇的摩天樓上，哪一層寫字樓哪一扇臨海的窗裏，該已消磨了我的半生？設若，設若……彼岸此岸的渡船。
可幸我的選擇是向東，向鄭成功的故壘、吳鳳的舊鄉，向不周山外長青的蓬萊。一路通千路，再回頭我已是另一個人，緣結成網，縱此身東飄西蕩，此心固長在網裏，牽一絲而全網都撼動。亞熱帶，唉，藍得無奈的海波為它滾一條美麗的白花邊，那東南的半壁洞天，托過我最忙碌、最激昂、最快樂的半生，長街短巷，一草一木，萬般皆有情。那一片沃土，下麵，埋葬我母親的慈骨；上麵，肩相摩踵的行列奔赴著我所有的朋友，識與不識，一千六百萬自由的意誌是一個意誌，築成海上的長城，弦歌不絕。那一片土地上，我曾經為人子弟與弟子，做過朋友、情人、新郎、丈夫、父親、老師、尉官和作家。四個女兒生下來，頭朝下，腳跟握在護士的手裏，倒吸的第一口氣，便是那上麵的空氣。
台灣對我，是鼓勵，是安慰。香港，卻是陌生的挑戰。往難處走，三年前，我的選擇是挑戰。這挑戰是四重的。第一重是粵語的世界，普通話反成了少數，對自己的同胞說英文，又不倫不類。來此三年，四個女孩子早已“粵化”，隻有我和我存的本地方言，仍然“水皮”得很。好在聽的時候，我可以懂到八成或更多。上課或演講，我說我的普通話，學生說他們的粵語，雙方把耳朵豎直一點，南腔北調，也就依稀可通了。
第二重挑戰是對立而分歧的政治環境。來港前夕，夏誌清在信裏早已預言，說我定然受不了左報左刊的攻擊，情緒不會愉快。我回信說，沒有關係，我對被罵一事不無訓練，耳皮早磨厚了。果然來後不久，我的直言不悅左耳，一陣排炮自左轟來，作者站在暗處，多用筆名，顯得人多勢眾的樣子。老實說，那樣的炮聲並不震耳，我笑一笑，且當歡迎的禮炮聽吧。
第三重挑戰是不利文藝的重商社會。香港本身生產極少，端賴工商立埠，本質上不是一個人文社會，加以對中文不夠重視，中學教育又偏重英文，因此一般中文程度難以提高。純正的文學期刊不多，報紙的副刊又方塊割裂，自由投稿的機會很少，新人的出現率十分低。投稿如此，出書更難。林以亮、劉以鬯、徐（左訁右於）、思果、也斯等作家反而在台北出書。至於本地寫作多年頗有文名的詩人，如戴天、西西、鍾玲玲等，至今竟未結集出版。這樣的環境實在是很難自成一個文學傳統的。今年從美國回港在中大英文係任教的鄭臻，就說過當日他忍受不了這種環境，才去台灣讀書的。但他又表示，十年後的香港文壇，比起他當日所知，已較有活力了。
鄭臻說得不錯。香港文藝運動的活力，首賴熱情而勇敢的廣東青年。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兩校的學生會，聯合舉辦了好幾屆的“青年文學獎”，應征的稿件分為詩、散文、小說、戲劇、報告文學、文學批評六類，優勝的作品更印行專輯，對香港大專和中學的文學創作風氣鼓勵很大。兩校的“文社”也經常舉辦演講會和文藝營之類的活動，以補正規文藝教育之不足。一九七六年夏天，“全港學界征文比賽”和“突破雜誌社征文比賽”，規模也頗大。另外一個大規模的文藝活動，是每年十一月舉辦的“香港校際朗誦節”，參加的中、小學生在千人以上，語言分為普通話、粵語、英語，朗誦的選材則分為古典詩詞、古文、新詩、現代散文等。這種種活動我不免都要參加，不是擔任主講，就是擔任評判。
黃國彬、陸健鴻等主編的《詩風》月刊，已經有五年多的曆史，對香港現代詩的運動頗有貢獻。何福仁、江遊等主編的《羅盤》詩雙月刊才出版了兩期，創作和評論亦見氣象。這兩份詩刊，加上綜合性的《大拇指》和《香港時報》的副刊，成為支持現代詩最力的幾份刊物。我除了在稿件上或精神上支持他們之外，有些作品也發表在《明報月刊》和《星島副刊》上。近兩年來，更為《今日世界》每月寫一篇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