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夏菁新詩集《山》出版前夕
認識夏菁，前後已有二十二年了。開始的十四年，我們都住在台北，經常聚首，有一段時期，幾乎每星期要見一兩次麵，為了詩，也為了友情。近八年來，他以農業專家的身份受聘於聯合國，先後在牙買加和薩爾瓦多工作，儼然成了世界公民，煙水遠隔，我們就絕少見麵了。“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對於李杜來說，已恨其遠，而對於今日飄零在海外的中國人說來，又羨其近了。渭北江東，畢竟是相連的母泥後土，這頭痛時，那頭會癢的。但國小島多的中美，把加勒比海的碧波，圍成了另一個世界，和迢遙的東方，幾乎闃不相聞了。
近八年來，我和夏菁隻見過三次麵，一次比一次更短促。第一次是一九七〇年初，在丹佛。當時他的大公子世讚在爸爸的母校科羅拉多州立大學讀書，他和杏涓從牙買加飛去那高寒的山國探視，我們乃幸有半日的小聚，最後是我開車送他們上了回程的飛機。第二次是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在台北，夏菁和杏涓正遊罷歐洲，算是回牙買加的中途。兩個台北人在台北相逢，欣慰之中難免另有一番感慨。第三次則是今年的八月，在一架越洋的噴射機上。當時他已遷去薩爾瓦多，方在台北小住罷，假道東京又去美國看他的孩子，我則已遷來香港，正在去英國開會的途中。天造地設，緣結雲上，我們竟在東京飛舊金山的747泛美飛機上不期而遇。東向而飛，我們並肩淩越了一望無際的太平洋，分享了一個最短的黑夜和一個最早最純的黎明，而衝霄三萬英尺，跨水七千英裏，一夕敘舊真是高乎其談而闊乎其論了。到了舊金山後，他續飛丹佛，我續飛西雅圖，唐人詩境“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正是當日心情。
如果再往後回溯，則夏菁從台灣去科羅拉多州科林斯堡（Fort Collins）的州立大學讀書，更在十四年前。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在回台途中，駛車橫越美國西部，一進科羅拉多，便仰見疊峰重嶺與天爭地，不禁笑對我存說：“夏菁這一州除了一堆怪石，什麼也沒有！”絕未料到三年之後，夏菁已人去山空，卻輪到我去那一堆怪石之間做了兩年山人。夏菁和我便是這樣：時而他坐守島內，我遠客異鄉，時而他浪跡天涯，我歸居故島，物換星移，我們的經曆交相輪回，彼此印證。
最值得紀念的，當然還是安土重遷，同居長幹裏，皆為台北人的那一段歲月。我住台北，前後二十四年，除了最初的一年半是在同安街之外，後來一直是在廈門街，也就是《伐桂的前夕》裏的那幢古屋。夏菁則從鄭州路搬到晉江街，又從晉江街搬去中和鄉，最後則住在安東街，距梁實秋先生的故居隻有兩三柱電線杆之遙。他在晉江街與中和鄉的時候，和我寓所最近，不是他來按我的鈴，便是我去敲他的門，過從十分之頻。做客人的一方，常是袖懷新作，有所炫耀而來。做主人的當然不免虛加歎賞，有時適得近製，也拿出來對照一番，終於賓主盡歡而散。這種樽酒論詩的場合，當然也不盡是兩人相對。不久便有吳望堯和黃用來加入，而等到周夢蝶、張健、敻虹等陸續出現時，已是後來的事了。
夏菁和我早年的詩風，頗多相近之處。有一時期，我們的小品幾乎月有數次相間出現在某雜誌副刊上。起初我們的新詩襲浪漫之餘風，步新月之後塵，同屬稚嫩之少作。後來眼界稍開，又共賞女詩人狄金森那種清新刻露、天機獨窺的歌謠體長短句（ballad stanza），而競相效顰。這種相互觀摩彼此激勵的情況，大約一直維持到一九六〇年，過此我們便分道揚鑣：夏菁去美國讀書，西方的文明、異域的生活、新大陸開闊的空間，在在拓展了他的詩境，而我也在短暫而駁雜的現代化之後，漸漸回歸古典傳統了。
夏菁於詩，一向我行我素，獨來獨往，詩壇的風尚他一概冷眼靜觀。這樣的作風，注定他不會乘潮驅風，睥睨自雄，但也不會擱淺在退潮後的沙岸。我認為在詩的本質上，夏菁較近於知性，首先，他的作品在感性和抒情的核心往往有一個可以把握的意念。也就是說，他是一位主題性頗強的詩人。其次，夏菁的詩對於人生世態常常保持一種客觀的批判態度，他的詩觀也往往強調靜觀。我覺得夏菁在作品中扮演的角色，常是一位旁觀者，而不是投入者；旁觀者的立場有助於提高知性，保持冷靜，分析事理，但對於讀者的作用，是認識，不是認同，是點醒，不是震撼。不過夏菁是一位溫厚而樂觀的詩人，他對人生世態的批評不是嚴厲的控訴，而是含笑的諷喻，不是割痛，而是搔癢。正如羅青一樣，夏菁作品的一大特色是從容自得的理趣，有時更是苦笑的反躬自嘲。所謂理趣，往往得之於詩和散文交界的地帶，為耽於感性熱衷抒情的大多數“悲劇詩人”所不取；其實中國和西洋的傳統詩中盡多此種諧趣的流露，但二十年來的現代詩，在緊張的自虐之餘，卻很少朝這方向開疆拓土，實在可惜。我在《萬聖節》中的一首詩《我的年輪》中，有這麼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