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u0013——張係國小說的新世界
論者常說，台灣的小說近來一直陷於低潮，欲振乏力。對於我們的小說家來說，這是不太公平的。我認為這幾年的小說，非但沒有萎縮，而且頗有變化。多姿多彩，當然還說不上，可是風格獨具的作品不斷出現，而彼此之間在風格上的差異，也顯示了台灣小說生活的多樣性。以“受評量”最大的兩本小說《家變》與《莎喲哪啦，再見》為例，當可發現，無論在主題、語言，或態度上，目前的“熱門書”和於梨華、白先勇、林懷民等的那個“時代”已經頗有距離了。大致來說，近年台灣小說的作者與讀者，已經漸漸把注意與關切的焦點，在空間與時間上加以調整，轉移到七十年代的台灣來了。無可諱言，近年台灣社會的形態已隨政局的驟變而大為改觀，反映在文學上，這種新的形態也需要新的詮釋。除了少數例外，已經成名的小說家，麵對新時代與新形態，似乎詮釋為難，一時無話可說。新的詮釋來自更年輕的一代。在台灣長大的張係國先生，正是代表之一。張係國在文壇上是一位獨來獨往的人物。他研究的是科學，關心的是民族與社會，創作的卻是小說。他寫小說，是有感而發，有為而作，因此對於社會的病態、民族的危機，著墨最多。以前的小說家批評的對象是農業的舊社會，張係國批評的卻是工業的新文明。他身為科學專家，對於機器壓倒人性的工業文明，自然比一般文科出身的作家了解更深。如果說，白先勇的作品是感性的、回顧的、絕望的，則張係國的該是知性的、前瞻的、企望的。如果說，白先勇的作品是從肺腑中流出來的，則張係國的，該是冷靜的腦加上熾熱的心的結晶。張係國的科學訓練、人道胸襟和遠矚眼光，令我們想起威爾斯、赫克斯黎、奧威爾、史諾等現代作家的先知精神與知性傳統。中國小說，甚至中國的文學，在這一方麵如果不是十分荒蕪，至少也是開墾不力。張係國這樣的作家出現在當前的文壇，可說是一股健康而清醒的活流。
實際上，這股活流注入台灣的文壇，先後已經有十年了。從早期的《皮牧師正傳》到最近的這本《棋王》，張係國的作品從小說到劇本，從批評到方塊小品，觀察和思考的天地是異常廣闊的。六十年代的台灣小說，一度幾乎為盜印版的存在主義和意識流技法所淹沒。年輕的張係國始終把握著他的民族意識和社會良心，不甘隨潮浮沉。他是我們最肯想、最能想、想得最切題的作家之一。
在《讓未來等一等吧》的後記裏，張係國說：“這些年來，困擾著我的始終是同一個問題：我們這一群植根於台灣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的中國人？我們是什麼？我們應如何安身立命？我說‘植根於台灣的中國人’，因為在我看來，籍貫不重要，出生地點不重要，甚至現在身在何處也不重要。隻要關心台灣，自認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就是植根於台灣的中國人……我很想從係統科學、人道主義以及中國傳統哲學的迷宮裏，整理出一套可行的實用哲學，作為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一位小說家有這樣的抱負，這樣的先知先覺，自然言之有物，立腳點先已高人一等，不用像瘂弦筆下喟歎的“走馬燈，官能，官能，官能”那樣，在意識流的盲目世界裏亂衝亂撞。
三十歲一代的青年人物之中，能出現張係國這樣有擔有當，能感能想，既不悲觀自傷也不激傲淩人的角色，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不少所謂“旅美學人”，偶爾回台做一次客，事事看不順眼，便指東指西地評論一通，似乎社會興亡全是他人的責任，似乎隻有台灣負他，他卻不負台灣。張係國每次回來，不是上山下鄉，深入民間，便是發展中文計算機，寫小說和方塊，做的都是正麵的建設工作。我總認為，張係國對於島內青年的意義，不但是文學的，更是文化的。我認為他是一位心胸寬闊而目光犀利的“文化人”，七十年代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中，他的觸覺該屬於最敏感的一等。值得高興的是，這樣的敏感能生動而具體地表現於小說。
張係國的小說大致說來有下列幾個特點。其一是長於思想，饒有知性。此點前文已略加申述。張係國自己也承認他有探討哲學的傾向。盡管如此，他的作品並不流於抽象或炫學。相反地，他的小說頗為經驗化，很有戲劇性，故事的發展簡潔而明快，絕少冗長的敘述或煩瑣的形容。其二是語言豐富而活潑。張係國的白話不但寫得純淨而流暢，更因融合了少量的文言和歐化語而多姿多彩。他的語言十分自然，絕少雕句琢詞，或是跑意識流的野馬。他的對話生動而有現實感並且充分配合身份各殊的口吻：《亞布羅諾威》和《地》兩篇裏的對話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處理知識分子尤其是學生的口語上，張係國確乎自成一家，台灣地區流行的學生俚諺，甚至章回小說、武俠小說的用語，到了他的筆下，每每都有點睛之妙。嚴肅的主題和幽默的語言，在他的作品裏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其三是時代性與社會感。這兩種因素一經一緯，交織成立體的感覺。就知識分子的現實生活和心理狀態而言，張係國是很能夠“進入情況”的一位小說家。近六年來，他間歇回台，定居的時間並不算長，但是由於關心社會，更由於科學修養的背景，他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現況和新社會知識分子的處境等，可說比一般定居島內的作家更有認識。日趨工業化的台北市，在他的作品裏勾出了一個新的麵貌：那裏的台北人，生活在經濟掛帥的七十年代，和白先勇筆下的已有頗大的不同。但是這樣的時代性並不止於表麵的描寫，因為背後包含的是知識分子對於社會深切的關懷，以及愛之深、責之切的批評。張係國的小說手法有時是寫實，例如《地》，有時是寓意，例如《超人列傳》，手法盡管不同，社會批評的苦心卻是不變的。他在《地》一書的後記裏說：“孔拉德說過，小說的功用是‘使人們看見’。至於看見的世界是美是醜，卻並非小說的作者所能左右。”又說：“在這灰暗的世界裏不論做什麼事都是灰暗的，寫小說也不能例外吧？”我不認為張係國小說的世界是灰暗的，因為他仍然心存批評，而批評就意味著不放棄希望。隻有虛無主義那種官能的走馬燈，才是灰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