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穆木天在1965年
穆木天（1900—1971），原名穆敬熙，學名文昭，字幕天，後改稱木天。吉林伊通人。詩人、詩歌評論家、翻譯家。1926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同年回國，先後在中山大學、複旦大學、同濟大學任教。1931年在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任詩歌組負責人。抗戰期間輾轉於武漢、長沙、昆明、桂林等地，積極從事進步文化活動。曾任桂林師範學院、吉林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主要著作有詩集《旅心》《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等；詩論《詩歌與現實》《徐誌摩論——他的思想和藝術》《郭沫若的詩歌》等。譯著有巴爾紮克的《歐貞妮·葛朗代》《夏貝爾上校》《巴黎煙雲》等。
詩人、詩歌評論家、翻譯家穆木天心係國家、民族，一生以詩歌為武器，喚醒民眾，共同抗日；宣傳和平、民主，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他終生從事教育，甘願做一座橋梁，將青年渡上民主、科學之路，並將外國的優秀的作品和先進的思想介紹到中國。他終生辛勤勞碌，無怨無悔。
“東北大野的兒子”和“世紀末的悲哀”
穆木天1900年3月26日誕生於吉林省伊通縣靠山屯。據說，穆家先人從河北逃荒至此，逐漸發跡，雖曾一度衰落，但在穆木天出生前後，家勢再起。幼時，家裏請了位先生教他讀書，後來考入伊通第一小學，1914年進入省城的吉林中學。穆木天一直以成績優異、才能傑出而著稱於學校和鄉裏。當時吉林市有四位被認為頗有才氣的青年學子，他們的名號中都有個“天”字，因而被人們稱作“吉林四大天”，穆木天就是其中之一。
穆家並非官宦之家，沒有太嚴的家規，因此童年的木天常和村中的小夥伴到田野中去踏青，去河裏摸魚蝦，和族中大哥到雪林中去捕山雀。他還常到油坊裏聽油匠們說古道今，到街上去看驢皮影、太平歌，還能看到《小八義》《小西唐》《響馬傳》這樣的雜書。木天的祖母還經常找鄰居大伯來說上幾段書。穆木天對詩歌的靈性以及對民族文化的理解正是在東北大野肅殺、絢麗的自然風光和極富生命力的鄉風民俗中萌芽成長起來的。因此，他曾把自己稱作“東北大野的兒子”。
靠山屯鄰京師—盛京—吉林的禦道，離大孤山驛站僅28華裏。是伊通州北部的一個重要市鎮，居民中跑旅順、大連、海參崴（今稱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人也不少。因此，這裏消息並不閉塞。從江東六十四屯大慘案，到《馬尾條約》、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庚子賠款等事件，幾乎是盡人皆知的國恥。這樣的時代條件對穆木天的一生都有深遠的影響。因此，他也曾說自己是“世紀末的孩子”，有著“世紀末的悲哀”。
1915年10月，穆木天插入天津南開中學二年級就讀。在南開的環境裏，除了繼續感受從世紀末就籠罩全國的“亡國滅種”危機意識外，少年穆木天又受到了新世紀的洗禮，產生了科學救國的抱負。他也確有數理化方麵的才能，特別是在數學方麵，不僅成績優秀，還寫過一篇題為《對於代數學之管窺》的短文發表在《校風》上。其中論述了代數作為一門基礎學科的重要意義和特點。具有數學思辨能力的頭腦，也許正是他日後涉足文學理論研究和詩歌評論的原因之一。穆木天國文課的成績也是突出的，作文經常獲得優勝，在校內頗顯鋒芒。1916年上半年，穆木天加入了以周恩來為首發起成立的學生團體“敬業學會”，並在《敬業學報》編輯部擔任職員。1918年他還在《校風》編輯部負責譯叢部的工作，在《南開思潮》編輯部擔任論說部主任。他還以穆敬熙或幕天的署名，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了《聶國瑞君被難記》《格物家之心理》《幕天席地舍隨筆》等多篇文章。在南開學習的兩年零八個月，似乎是為後來穆木天的文學生涯做了一次預習。而“東北的大野”的命運和“世紀末的悲哀”就像是心中的烙印和胸前的十字架，一直伴隨著他，使他在人生道路上不得安寧，不能止步。
旅人的心
1918年7月，從南開中學畢業後，穆木天回吉林考取吉林省公署蒙旗科的官費留學，前往日本，1919年夏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特別預科。他本打算學數學或化學，但由於高度近視，不能製圖，不得不於1920年轉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學習。
1921年春夏之間，穆木天參加創建“創造社”，是七個發起人之一。同年10月在《新潮》（3卷1號）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譯作——王爾徳的《自私的巨人》，接著在1922年初出版了《王爾德童話》集，年底發表了他的處女作散文詩《複活日》。1923年4月，穆木天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法國文學科學習。他在此攻讀的一段時期，被認為是帝大法國文學專業的第一次黃金時代，教師陣容強大，學生中佼佼者甚眾，而穆木天依然秀於其中。他用法文寫的畢業論文《阿爾貝·薩曼的詩》，深得導師的好評。
在日本的那幾年裏，穆木天先後有過三位過從較密的朋友，那就是田壽昌（即田漢）、鄭伯奇和馮乃超。田壽昌似乎對穆木天改學文科有過影響。1924年在討論國民文學時，穆木天曾滿懷熱情地寫道：“共唱我們民族的歌曲吧！啊！伯奇呀！歌！歌！歌！”“‘民族魂’的真的歌，是永遠的青青長長的綠。”幾乎是與此同時，更準確地說，是在1923年進入東京帝大以後，隨著法國文學的潮流，穆木天又沉入了象征主義的世界。他如饑似渴地大量閱讀薩曼、魯丹巴哈、魏爾哈林、波德萊爾等象征派、頹廢派詩人的作品，在對祖國曆史的深深緬懷中，同時又在追求印象的唯美的陶醉，尋找著自己的詩歌表現形式，考慮著中國新詩應有的表現形式。正好，1925年馮乃超從京都帝國大學轉學到東京帝大，也正對寫詩感興趣，並想闖出條新路子。很快，穆木天和馮乃超就相識並成為知交。穆木天常到馮乃超所住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去。那裏是個微型的唐人街，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經常有一些來自國內的新書刊，還可以吃“中華料理”。穆木天和馮乃超經常在一起談詩，有時在他們的住所，有時在一家小小的音樂咖啡廳裏，似乎象征主義的音樂也能給他們某些啟發。
在1924年到1926年前後，可說是穆木天在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方麵思維極為活躍的時期，他陸續寫了一些帶有傳統主義成分的詩作，如《江雪》《蘇武》《心響》等，以及象征主義的《淚滴》《水飄》《薄光》《雨絲》《蒼白的鍾聲》等。在詩歌理論方麵他還在創造社的刊物上發表了《寫實詩歌論》《法國文學的特質》《維尼及其詩歌》等論文。特別是1926年3月刊登在《創造月刊》上的《譚詩——給郭沫若的一封信》，更是穆木天詩論中的一篇力作，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詩論史上的重要文獻”，是為“中國象征主義詩歌理論奠基”之作，是穆木天在對“五四”之後的新詩作品進行了深刻剖析的基礎上，對新詩歌的藝術特質和藝術美的問題進行的探索、思考和理論上的總結。
雖然穆木天一度沉溺在象征主義的世界中，但他心中的“世紀末的悲哀”和西方的“世紀末的悲哀”卻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與此同時，他又是主張國民文學的。即使是那本被認為是象征主義的《旅心》集，穆木天也自認為其中“亦是隱含著亡國之淚”。在詩中他懷念著神州禹域光榮的曆史，想象著蘇武的堅貞、寂寞，呼喊著：“飄零的幽魂，幾時能含住你的乳房？幾時我能擁在你的懷中？啊！禹域！我的母親。啊！神州，我的故鄉。啊！幾時能看見你流露春光？啊！幾時能看見你雜花怒放？神州！禹域！朦朧的故鄉！幾時人能認識你燦爛的黃金的榮光。”麵對著“異國的榮華”，他卻魂係“故園的荒丘”。東京帝大畢業後，穆木天立即啟程回國。臨行前他把自己在創造社的工作交給了馮乃超。
1926年4、5月間，穆木天先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927年4月他的詩集《旅心》由創造社出版部出版。詩集中。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永遠的旅人”，吟詠著：“旅人呀！前進！對茫茫的宇宙。旅人呀！不要問哪裏是歡樂，而哪裏是哀愁。”這是穆木天詩歌創作第一個階段的結束，也預示了他在自己的生命旅途和詩歌道路上將永遠向前追尋。
新的旅途
1927年和1928年，穆木天曾先後在北京孔德學院和天津中國學院任教，但都不得其所。他感到自己的詩情枯竭了，寫不出詩來了，隻翻譯了紀德的《窄門》、維勒特拉克的《商船堅決號》等作品。
1929年夏，穆木天回到故鄉吉林市，在新成立的吉林大學任教並在毓文中學兼課。教學之餘他走訪了家鄉的許多地方，到過蛟河、敦化等地。他看到了巍峨險峻的老爺嶺、鬱鬱蔥蔥一望無邊的黃鬆甸，見到了奶子山黑油油的煤塊、長白山直徑五六尺的木材……這一切使他為家鄉山河的壯麗和寶藏的豐富讚歎不已，更使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封建軍閥統治的黑暗無比痛心和憤怒。於是，穆木天的詩情就像一顆在風中飄蕩的種子，一下子落入了適宜的土地，汲取了充分的營養，開始蓬勃生長。在1930年作的那首《寫給東北的青年朋友們》中，他呼喊著：“到處是民眾的苦難，到處是民眾的淒慘，朋友，睜大了我們的眼睛，睜大了眼睛看我們的目前。……看吧，到處是土紳土匪；看吧，到處是嗎啡鴉片；看吧，各地方的滿洲銀行……看吧，私販軍火的外國藥房；看吧，那些化裝的調查團；……看吧，是誰占領了吉長、吉敦鐵路，看吧，是誰釀成了本溪湖事件。朋友，這些事哪個不需要我們調査，朋友，這些事哪個不需要我們表現。……”這預示著穆木天的又一個詩歌創作高潮的到來。此時，他還翻譯出版了蘇俄作家賽甫琳娜的《維裏尼亞》和涅維洛夫的《豐饒的城塔什幹》等作品。它們屬於我國最早一批介紹蘇聯現實生活的譯作。
在吉林教書時，穆木天不僅課下在學生中宣傳進步思想和左翼文藝作品，而且每堂課開始的前十分鍾左右，他總要對時政抨擊一番，上至蔣介石，下到張作相，無不給予鞭撻，因而受到當局的注意。1930年年末，穆木天被吉林大學解聘，當時日本帝國主義並吞東三省的狼子野心已經是箭在弦上，於是他不得不與“煙霧沉沉的故鄉”訣別了。在離開東北的途中，穆木天寫下了《別鄉曲》《奉天驛中》《啊！煙籠罩著的這個埠頭》等詩篇，表達出心中的悲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