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桂林時，穆木天一家先在艾蕪家落腳，後來就在附近的觀音山下找了三間簡陋的平房住下。那種房子的牆壁是用竹籬笆糊上泥巴做成的。起初穆木天和彭慧都沒有固定的職業，稿費是唯一的收入來源，生活很難維持。不久，和他們同時離開中大的吳世昌到桂林師範學院任中文係主任，就聘請彭慧到桂林師院任教。老教育家林礪儒也在自己主持的桂林教育研究所給穆安排了一個“編撰”的職務。在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的情況下，穆木天就專心致力於翻譯。那幾年的譯作有巴爾紮克《人間喜劇》中的《夏貝爾上校》《從兄蓬斯》《二詩人》《巴黎煙雲》，穆木天可說是我國第一個全麵介紹巴爾紮克的人。此外還翻譯了雨果、普希金、萊蒙托夫、馬雅可夫斯基等的詩作。1944年4月，日軍占領了長沙，並繼續沿湘桂鐵路南下，桂林危在旦夕。6月底，穆木天和彭慧一起隨桂林師院撤退，去往柳州。當年秋，桂林師院在離柳州不遠、融江江心的一個小島丹洲開課，穆木天受聘在該院任教。
由於柳州淪陷，穆木天一家又隨師院師生一起繼續沿融江向北逃。從1944年秋至次年春，他們一直顛沛流離於廣西貴州邊境上的叢山之間。抗戰勝利後，1946年1月，穆木天一家隨桂林師院從貴州平越（今福泉）遷回桂林。在桂林，他和彭慧與歐陽予倩、林礪儒、譚丕模、石兆棠、張畢來等一起恢複文協，成立民盟組織，開展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和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穆木天對學生的各種進步活動都很關心和支持。他和彭慧積極幫助學生辦刊物，舉辦解放區作家和蘇俄作家作品的詩歌朗誦會，曾拿出珍藏的瞿秋白翻譯的《茨岡》的手稿供學生朗讀。在文協和進步群眾舉行的“五四”紀念會上他怒斥國民黨發動內戰，要求文藝作品反映人民群眾苦難的現實生活。他還發表了《謝謝你，美國人》《為死難文化戰士靜默》《二十七年了》等抨擊時政的詩篇，並在詩作中滿懷激情地表達了對新中國的熱烈期待。因此，他受到國民黨《中央日報》的攻擊，並收到特務的恐嚇信。在當局日益囂張的反動氣焰下，穆木天和彭慧不得不於1947年年初離開桂林去往上海。
1947年至1949年夏的兩年半中，穆木天一家在上海的生活是相當艱難的。由於房價昂貴，一家四口隻好在臭氣熏天的橫浜河旁一棟弄堂房樓下的—個前廳裏住下，廳中間有一個不到房頂的木隔板，隔板後麵樓梯下的一小塊地方算是女兒的臥室，隔板前麵就是一張大床、一個櫃子、一個書架和兩張並在一起的三屜桌，那是穆木天和彭慧每日伏案工作的地方。每當兒子放假從大學回到家裏，晚上就在這裏打地鋪。就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穆木天依然夜以繼日地伏案寫作、翻譯，還在同濟大學教課，依然支持學生們的進步活動。這個時期他寫了《這個日子》《同鄉》《我的損失》《佩弦的死》等詩作和散文，翻譯了萊蒙托夫的《高加索》、巴爾紮克的《絕對的探求》等。
1949年夏上海解放了，穆木天滿懷欣喜地迎來了期待已久的祖國的黎明。同濟大學為了表示對進步教授的關懷，很快就給穆木天分了兩間住房，生活有了明顯的改善。盡管上海是穆木天熟悉和留戀的地方，然而，當他得知東北組織來人，要求上海給予人力（高級知識分子、科學技術人員）支援時，他的心一下子就飛到了多年來魂牽夢縈的故鄉。
1949年秋，穆木天到長春，在東北師範大學任教。雖然他在東北師大工作的時間不到三年，但做出的成績、留下的影響卻是不小的。他在教學上的特點和事跡至今仍為當年的學生們津津樂道。為了培養青年學生，他從不惜力。習作課在大學裏並不是什麼重頭課，而且教這門課很累，因為要改卷子。他卻往往主動承擔這門課程。因為他認為通過習作課不僅能夠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還可以和學生進行思想交流。他一向對這兩點都看得很重。當時還沒有現成的大學教材，剛從日滿統治下解放出來不久的東北學子思想十分封閉。在名著選讀課上，穆木天在講授巴爾紮克、雨果、高爾基、魯迅、郭沫若、茅盾等的作品時，他以開闊的思路，古今中外地旁征博引、縱向聯係、橫向比較，內容既豐富又深刻，使學生們茅塞頓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知識世界。在穆木天的課上大家精神振奮、思想活躍。他的風趣、幽默還經常引發出滿堂的笑聲。而在習作課的教學中，他則表現出一種嚴格到近乎尖刻的作風。他經常把學生找到家中，拿著作文卷當麵批講，從文章的構思、結構到其中的語病、標點符號的錯誤、字跡不清等問題，都不放過。批講的過程中，有啟發，有引導，使學生獲益匪淺。與此同時他又為學生的每一點進步而滿心歡喜，當看到學生的一篇好作文，他就精心地加以批改，然後設法送到報刊上去發表。他當年教過的學生後來絕大多數成為一些高等學府和研究單位的骨幹力量，成為著書立說的專家、學者。他們總是滿懷深情地說：“如果沒有穆老師當年那樣的教導、那樣嚴格的要求、那樣熱忱的關懷和鼓勵，就不會有我們今天這樣的成績。”
1952年穆木天被調到北京師範大學。那時，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中文係要實行新的教學計劃，不僅原有的課程要改造，而且要開出一係列新的課程。外國文學和兒童文學就是全國師範院校中文係從來沒有開過的。穆木天出任外國文學教研室主任，負責籌備這兩門課程。為此，他放下了整理自己的詩稿和重寫法國文學史的計劃（後來他就沒有條件進行這方麵的工作了），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教學工作，夜以繼日地忙著。很快他就開出新課，編出講義，使北師大走在全國大專院校的前列。1956年，高教部製訂高等師範院校教學大綱時，他出任外國文學組的組長，領導製訂外國文學教學大綱。他根據師範院校中文係的特點，提出了一個文學史、作家、作品三結合，突出重點作品分析的教學體係。這個體係至今還在各個高等師範院校發揮作用。至於兒童文學，他更是從頭做起，培養了一批這方麵的教學骨幹，並帶領他們編資料，編教學大綱，初步建立起新的教學體係。
從不停息的腳步
1944年從桂林撤退到柳州時，在困境中穆木天曾作詩自勉：“我永遠不會悲觀，我永遠也不會消極，……而我要堅定地工作著，直到我死亡的日子。”1957年政治上蒙受冤屈之後，在人生的旅途上，穆木天走上了難以通行的崎嶇小路。而他依舊沒有悲觀，沒有消極，沒有停止工作。作品不能發表了，不能給學生講課了，他就通過翻譯外文資料，幫助青年教師備課。從“反右”之後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前，他每天仍然鼻尖貼著書本和稿紙伏在書案前，不斷地看著，寫著……數年裏，他從俄文或其他外文譯成中文的資料相當可觀。至今仍保存在北師大的那一大摞文稿，就是他從不消極，從不停息，終生為“橋”的一個見證！
“文革”中，穆木天遭到“四人幫”的迫害，1967年秋，被關進了“牛棚”。1970年他被放出“牛棚”時，彭慧已在“四人幫”的迫害下離開了人世，女兒遠在河南幹校。北師大給了他一個房間，他一個人住著，被抄走的衣物部分還給了他。曾有學生看見他穿著一件棉襖，腰上係了根繩子，想來是原來穿在棉襖裏的毛背心和棉背心找不著了，他就釆取了這個辦法。還有學生曾看見他穿著皮大衣，戴著皮帽子坐在陰麵的房間裏，就問他是不是感到冷，他笑著連連地說：“不冷，不冷，比誌願軍在朝鮮前線強多了！”天氣好的時候，他還像過去一樣喜歡去逛書店，甚至指出某名著譯本中的某處錯誤。
1971年10月的一天，穆木天因病倒在了自己房間的地上，幾天後才被發現。“文革”後，穆木天的冤案得到了昭雪，裝著他的遺物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20世紀80年代以來，《穆木天詩文集》《穆木天詩選》《穆木天研究論文集》《穆木天文學評論選集》《旅心》《平凡集》等，陸續出版或再版；還有一些作品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係》《中國新文藝大係》《中國新詩鑒賞詞典》《中華散文百年精華》等文集之中。
1990年舉行了穆木天誕生90周年紀念會、穆木天學術討論會。2000年為紀念他的百年誕辰，北師大舉行了穆木天學術思想討論會，一些報刊發表了紀念文章。一些專家、學者高度評價了穆木天在詩歌創作上和詩歌理論以及在外國文學翻譯、研究和教學等方麵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紀念穆木天90誕辰的時候，馮至曾寫道：“他留給我的印象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也就是說，他始終保持著純樸的童心，這童心貫徹在他一生的工作裏。”98歲高齡的民俗學創始人鍾敬文為紀念木天老友的百年誕辰寫了一副對聯：“講席共危時苦意應餘教澤，詩歌為大眾熱情猶見遺篇。”
穆木天正是由於懷著對祖國、對人民的一顆赤子之心，在人生的旅途上，他從不曾停步。無論在詩歌創作、詩歌理論和外國文學的研究中，還是在教學中，他總是極其認真、滿懷熱情地對待每一項工作，總在不斷地思考、研究、探索……從不停息。
穆木天先生的思想、學識、作風將永遠影響著後學者。
參考文獻
［1］陳惇，劉象愚編選。穆木天文學評論選集［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2］全國首屆穆木天學術討論會，吉林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編。穆木天研究論文集［C］.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0.